摘要：
... 五卅运动是中国近代工人运动的高潮，也标志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经典工运史研究较多关注近代中国工人的生活与工作、组织与运动，论证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过程；新工运史则结合社会科学视角，辨析工人运动的主体，关注工人与资本家、政党的互动，展现复杂的社会因素对工运的影响。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工运史研究回归党史与革命史的叙事框架，从中共的组织、策略等方向展开讨论。但革命史的书写或重在事件的起因、“三罢”斗争的过程及其影响，或着重考察中共的动员、宣传与组织特征，较少分析工运的具体斗争方法。五卅运动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1925年春至次年秋上海工运此起彼伏。根据形势变化选取合适的斗争方法，是中共对工运早期探索的重要实践。正如邓中夏所言，上海日本纱厂罢工起初是“在万分危急的当中，竭心尽力运用种种战术”才取得的胜利，“这些战术是很可宝贵的经验”。
五卅运动
国际工运史存在同盟罢工（strike）和同盟怠工（sabotage）两种斗争方式。同盟怠工因其隐蔽性与模糊性，常被认为缺少政治性与斗争性，“旷工、偷窃、怠工或毁坏机器等小打小闹”不足以反映政治效果与影响，容易被学界忽视。实际上，有组织的同盟怠工并非“小打小闹”，而是革命时期具有理论性、组织性与影响力的斗争方法。“同盟怠工”在19世纪末由法国总工会领袖普热（Emile Pouget）提出，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怠工斗争被广泛运用于法国工人运动，传入美国后成为工团主义组织的标志性斗争手段，并于一战后传入日本和中国。
五四时期，关心劳工问题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认识到怠工“比罢工还凶”。早期共产党人陈望道、李达等都曾引介过同盟怠工的斗争方法。这一概念的传入，使以往被忽视的怠工行为进入舆论视野，也为此后工人运动发掘斗争手段提供了新的契机。20世纪20年代中期，上海迎来持续的工运高潮，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中共党员聚集上海，这些都为同盟怠工在中国的实践与探索创造了合适条件。但是，由于工团主义理论缺陷、专有名词泛化等原因，“怠工”与“罢工”的区别很少在我国的工运理论与工运史料中体现出来，相关研究也有所缺憾。本文以五卅前后上海工人同盟怠工为例，展现中共早期工运斗争方法的探索过程，也是将中国工运史研究放回到国际工运史大背景下进行观察的一种尝试。
同盟怠工的最初尝试
中共创建之初十分重视工人运动，特别是对产业发达的上海地区工人的宣传与组织工作。沪西小沙渡集中了日本内外棉纺织株式会社的十多家纱厂，1924年中共在此成立沪西工友俱乐部，由李立三、邓中夏、孙良惠、刘华等负责。沪西工友俱乐部给工人普及文化教育，讲述身边故事与家国大事，向工人宣传阶级团结与斗争意识，取得了良好效果。1925年2月2月，上海日商内外棉八厂发生了日本领班打人事件，工人不服、进行交涉，厂方强行开除50余名工人，借机替换为更听话的“养成工”。工友俱乐部非常重视这一事件，经过上海党组织的研讨与批准，确定“反对东洋人打人”的口号，于9日举行全市日本纱厂的同盟大罢工，内外棉纺织株式会社的12家工厂参加罢工，并波及日华、大康、丰田、裕丰、同兴等其他日商纱厂。26日，资方接受协议条件，各厂工人陆续复工。这是五卅运动前的第一个工运小高潮，史称“二月罢工”。从这次罢工到五卅运动爆发的3个月是上海工运的低潮过渡期，也是同盟怠工与罢工交错配合的探索期。
二月罢工过后，日商酝酿反制措施。罢工爆发时纱价低落，棉价奇涨，日商纱厂因害怕罢工耽误赚钱而同意复工。但到了四五月间，市场价格平复，日商纱厂决定暂时关厂歇业，并趁机打击工会势力，开除工运活跃分子，对于已商定的复工协议也借口推脱，不给工人发工资。工人对此非常不满，开始自发进行小范围的罢工。据租界警务处观察，内外棉四厂、五厂、七厂、八厂、十二厂和十五厂的工人都“处于骚动之中”。
由于分散的小范围的罢工效果并不好，沪西工友俱乐部决定引导工人的反抗斗争。5月1日，刘华在俱乐部大会上主张先派代表与厂方谈判，以再次罢工警告之，工人方面则“放下工具，但人仍留在厂内直到达成协议为止”。刘华说：“目前棉贵纱贱，日本资本家正想用关厂的办法来对付我们。如果我们罢工，正中他们的诡计，对工人不利。我们现在应该采用怠工和轮流罢工的方式来进行斗争。”工人代表也理解这个灵活行动的策略，表示“它要关厂，我们就来个坚决上工；它要开工，我们就跟它磨洋工！”
从5月4日起，内外棉三厂、四厂、八厂、十二厂、十五厂以及同兴一厂、日华四厂等工厂工人都参加了怠工行动。7日，同盟行动达到高潮，工友俱乐部尝试和厂方谈判，但未能成功，于是劝工人复工，以免局面不受控制，10日左右基本复工。但从11日开始，日华纱厂、内外棉十五厂相继开除工人，工人又继续怠工。由于当时日本国内工人运动频发，有着类似经验的日商很快就识别出上海工人同盟怠工的行动特征。上海日本商业会议所的报告和报纸都记录了这个过程，称4日至9日日商纱厂工人表面有序进出工厂，实际消极怠工，有中共党员暗中联络组织，这次行动是“弥漫沪西纱厂之怠业风潮”。
这期间，工友俱乐部一面劝说各厂代表，避免工人态度过于强硬，一面向厂方提出调解条件与建议。邓中夏、刘华在工会干部会议上表示，目前棉纱市场不利于罢工，待到八九月份新棉上市经营顺利时，厂方自然会想办法求工人上工，“这一时期的斗争只宜采取怠工等方式，如做得慢、做得坏、损坏机器、损坏货物等”。为避免引起资本家的政治压迫与经济恐慌，中共上海地委也肯定了这一做法，并设想如果日本资本家专攻一个厂，工人仍要克制，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继续完善工人组织，最后“扩大全般之怠工可以抵制之”。此时上海党组织采取了同盟怠工这一克制性抵抗方法，但只是初步尝试，尚未达到理论自觉。
这次同盟怠工让租界当局措手不及。巡捕房接到消息后派包探去弹压工运，却发现工厂“秩序尚佳”，“一、二日内恐不易解决”。这种非暴力、有秩序的怠工行动，让警方无从干涉。日商在总结经验时也承认“工人之罢工，亦渐巧妙”，日后须灵活应对。怠工斗争迫使厂主只能采取清退、关厂等措施，而工人也就有了合理合法的上工要求。
但是，顾正红惨案打破了工人怠工防守的局面。15日，内外棉七厂资本家称，因其他厂怠工而无法供应原材料，停工两天，不准工人进厂。中共党员、工运积极分子顾正红带领工人冲进厂区要求上工，在冲突中被打成重伤。事发突然，工友俱乐部第一时间告诉工人继续怠工，“务必克制自己，切勿报复，切勿殴打日本人”，并向厂方提出查办、赔偿与恢复原条件的解决方案，“宗旨以不扩大罢工为要”。
几天后，顾正红去世的消息传来，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工友俱乐部举行追悼活动，并散发传单、组织游行和发表演说，上海学生联合会也积极加入到运动中来。30日，英国巡捕枪击学生和市民的五卅惨案震惊各界，以工人、学生与小商人为主体的大规模民众运动爆发。31日，上海总工会公开成立，号召全体工人举行同盟罢工，提出惩凶、赔偿与争取多项工人权利的要求，并向国内外工人组织开展宣传工作。罢工、罢课、罢商在6月达到了高潮。
综上，从二月罢工到五卅运动，看似是一个由前奏到高潮的渐强过程，实则其中隐含着工运的低潮危机。二月罢工取得胜利后，胜利果实迟迟没有到来，资方不履行协议，拖延发放工人工资，并清除异己，这不仅引发工人不满，也使工友俱乐部处于被动危险状态。但经历二月罢工胜利的工人仍保持着斗争积极性与组织联络，于是工友俱乐部决定引导工人的反抗斗争，采用同盟怠工的方法，用理性与克制坚守，以待时变。上海的日资纱厂和租界当局对于同盟怠工并无有效反制手段。在这场较量中，工会和资方实际上是在比拼耐力和控制力，手握暴力武器的日资纱厂和租界当局反而更难掌握尺度，很快就发生了顾正红惨案与五卅惨案。中共立即转变策略，发起宣传动员攻势，五卅运动在民众怒潮中轰轰烈烈地发动起来了。
同盟怠工的专门部署
五卅运动高潮过后，商界逐渐退出斗争，7月只有工人仍在坚持罢工，8月初上海总工会考虑复工谈判，八九月份工人陆续复工。既有秩序恢复后，工会工作也回归日常，但资方不肯善罢甘休。因为上海总工会成立后就成为中共领导工运的标志性组织，所以在遭到资方反攻时首当其冲。外商势力一面派帮会分子在工会内部搞破坏，一面借官方势力从政治上向工会施压。9月18日晚，淞沪警备司令部派军警查封上海总工会，并逮捕总工会职员，限令其百余分会自行取消。其实，中共上海区委对于这次封禁早有准备，并且一直在商讨对策，怠工就是讨论的主要对策之一。
9月12日，上海区委提前获知总工会即将被封禁的消息后召开紧急会议，提出4种应对方案供讨论。一是封禁后组织无定期罢工，并恢复总工会；二是组织有定期的罢工，一两天即可；三是采取怠工方法；四是不罢工不暴动。经过讨论，会议决定采取“退守政策，以保守储蓄既得的势力与阵线，同时积极努力干基本的秘密组织工作，待时而动”，但具体方案仍无法确定，罢工有风险，怠工有待再商议。对于怠工，会议认为：“怠工完全无用，适足以资工厂开除活动分子，并且在幼稚的程度，无极好之训练，亦办不到。怠工能做固比罢工厉害，但很难做”。换言之，在主观条件上，怠工对组织者和参与者的要求很高，但在客观条件上，怠工符合当时的退守政策。
18日，上海区委召开主任会议，经中共中央批准，在考虑客观条件后决定在上述4种方案中选择采用怠工斗争方法，“罢工是不可能，只有怠工之一法以对付之”。此时上海工运形势较为严峻。一是五卅运动后资方开始采取反制手段，如毁约、大规模开除工运活跃分子、利用工贼流氓捣乱，以及通缉、逮捕上海总工会多位负责人；二是因为大罢工刚刚告一段落，复工条件已基本满足工人所提要求，包括上海总工会在内的调停各方在短期内没有理由再次组织罢工；三是从全国政治形势来看，各方关注点都在关税会议上，安福系政客与奉系军阀企图借压迫工人献媚帝国主义以期在关税会议中获利，另有奉系军阀欲重开江浙战事并先镇压工运的传言，不利于开展工人运动。因此，上海区委决定进行弱势反抗，以资本家不履行“不许开除工人”的约定为由实施怠工。
由于上海区委已经意识到如果不仔细安排怠工而只“在幼稚的程度”则达不到效果，所以专门发布《关于怠工行动的宣传大纲》，要求下级组织“在工人群众中作有系统之宣传”，“须得全体工人明了而一致”。首先，要向工人解释，组织怠工行动的原因是资方不顾信用而开除工人，破坏五卅运动所达成的复工条件；其次，要明确此次怠工斗争只是要求资本家信守承诺，“恢复已开除的工人之工作，并答应此后不能再开除参加此次罢工的工人”；最后，此次斗争不采用激烈的罢工形式，“只用消极的手段达到我们的目的，这消极的手段就是怠工”。
《宣传大纲》还特别说明了怠工与罢工的不同，即“怠工更加要工人齐心一致，怠工是无形的罢工，怠工对于资本家的损失也是无形的。故怠工比罢工更难做，须得应用巧妙的方法：一方面工人须能齐心一致；他方面须使资本家明知之，而找不着工人的过错”。怠工可以采用两种方法：一种是“有形怠工，是停车，各部工人仍站在原位不走开”，这种方法容易遭到资本家的破坏，更难实现，因而要指导工人量力而行；另一种是“无形的怠工，是损坏机件，耗费原料，减少出品及重要部分工人托故请假等等”。同时，《宣传大纲》对工运组织者和工人也提出了要求。“因怠工比罢工难做，故准备怠工须得比较准备罢工时还要严密，务使指挥者能够如意指挥，指挥者发出怠工暗号时，工人即须齐心一致才行；指挥者发出停止怠工暗号时，工人亦须齐心一致遵守”；“最重要的是工人能够大多数了解此次怠工的意义，能够齐心一致，实行能有把握，才能决定实行”。此外，工会还要根据各厂情形特别拟定计划。由此可见，上海区委十分重视此次怠工行动，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和部署。
不出所料，18日晚上海总工会果然遭到封禁，怠工方案进入实施阶段。总工会一方面安排秘密组织工作，另一方面“采用怠工政策，以抵制厂主之开除工人的手段”。上海区委21日开会讨论如何启封总工会，23日重申“目前的政治时机不利于工人暴动，同盟罢工亦成强弩之末，难于指挥如意”，决定兼采“消极反抗”与“积极反抗”两种策略。除怠工之外，总工会还组织工人代表请愿、工人联合签名发表宣言、各团体发表通电宣言，以及计划组织小规模的罢工。但是，和预料的结果一样，积极的罢工行动很快遭到镇压，只有各厂的怠工和各团体的请愿、宣传活动坚持下来了。内外棉七厂、四厂、十二厂以及日华纱厂、同兴纱厂、东亚麻袋厂等都参与了同盟怠工，一个月内“各厂怠工之次数，约均在一次至五次，所得的结果亦均甚为完满，如已能使厂主不再开除工人，发补助金，增加十分之一的工资等”。此次同盟怠工斗争配合工人请愿、发表宣言等行动，用怠工的方式表达工人节制有度的反抗态度，一直坚持到上海总工会公开恢复办公；同时为工人争取到一定的保障和福利，延续了五卅运动后工人的斗争积极性，抑制了资方的进一步反攻。
五卅运动时上海街头抵制洋货的标语
怠工的经验总结与再实践
1926年，中共内部对五卅运动进行总结，其中涉及对于怠工的判断与分析。蔡和森向共产国际报告五卅运动情况时提及上海工人的第一次怠工行动。他认为，虽然上海日资纱厂的二月罢工是经济斗争，却取得了政治斗争的成果，使用怠工方法是中共引导工人继续斗争的关键因素之一。他说，复工后“玩弄招数的厂主非常猛烈地向工人进攻”，经济斗争的成果未能实现，工人因不满而自发举行小规模罢工，但效果不好，“因此，我们党作出决定，工人不应采用罢工方法，而应用怠工方法进行活动。当时，厂主为了对付怠工，开始关闭工厂。工人拒绝离厂，与警方发生冲突，在这场冲突中工人顾正红遭到杀害”，由此引发五卅惨案与大罢工斗争。
瞿秋白早在1920年就介绍过国外的怠工方法，在总结五卅运动时也谈到了上海的两次同盟怠工。他描述二月罢工后日本资本家“千方百计悔约、压迫工人，故意挑衅，要想趁势夺回工人的胜利”，工人仍然承受奴隶一般的压迫，“所有日本厂里的工人时时刻刻在愤激怠工之中”，结果日本资本家“以武力强迫怠工工人离去工厂”，引发惨案与后续的工运升级。瞿秋白还表示，五卅之后上海总工会被封禁、刘华被害，但“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同兴、怡和及其他纱厂，漆匠、木匠、车夫、石印工人等的罢工怠工……仍在勇猛斗争”。这份总结公开发表在《新青年》上，并没有说明上海工人怠工斗争的决策过程，但从内容可以看出，瞿秋白对于上海工人的怠工实践是有所了解的。
恽代英此前已了解到国外的怠工是工人对资本主义的反抗，而上海纱厂的怠工斗争令他印象深刻。他在回顾1925年4月上海工运时说：“日本资本家极力想法的破坏以前的条约，随意开除工人，苛待工人，引起工人的愤怒”，“一般工人以压迫厉害之不安，又以为前次罢工胜利，可望同样结果，都要罢工”，但有经验的同志主张此时“尽可以不罢工”，因为棉纱市场价格变化，4月相比2月不利于工人罢工。恽代英强调厂方的强势反攻与市场行情密切相关，这是无法改变的不利条件，但也是进行怠工斗争的好时机。
由此可知，蔡和森、瞿秋白和恽代英等对于组织怠工斗争有一定的考量，即在敌人强势反攻、客观条件于己不利的情况下，中共应有策略地引导工人的斗争积极性，而怠工不失为明智且现实的选择。
1926年5月，中共中央调赵世炎任上海区委组织部部长、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赵世炎在留法勤工俭学期间参与组织华工运动，受到法国工运氛围熏陶。法国有着悠久的工运传统，是工团主义同盟怠工的发源地之一。后来赵世炎又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接受赤色职工国际的指导。1924年，他开始介绍赤色职工国际所讨论的工运战术与战略问题，指出工运经验是世界的，应该“从世界各国所有罢工经验中得出共同的方法或原则”，“推演出来成为一种战术”，从而提高国内工运斗争水平。赵世炎对工运的政策、战略与战术很感兴趣，介绍过罢工的多种类型，如偶然的罢工与有组织的罢工、进攻的罢工与退守自卫的罢工、经济的罢工与政治的罢工，以及地方的罢工、区域的罢工、产业的罢工、总同盟的罢工、国际的罢工等。它们各有特点，工会应该根据形势变化采用不同的策略，如“经济的罢工与政治罢工一样，在阶级争斗中有同一的使命”，又如退守与进攻同样重要，且“退守的方法是往往较难于进攻的”。这些理论方法对赵世炎等在上海的工运实践产生了很大影响。
赵世炎在《上海最近的罢工潮》《再论上海的罢工潮》《三论上海的罢工潮》等文章中认为，工人应当了解工运的战术和“对于资本家走狗及工贼的应付策略”，怠工也是一种战术，“最近各业怠工运动的次数，略少于罢工，但都得了胜利的结果。这事是工人群众要求利益，表示力量的有效方法之一种。有些工厂的怠工，是因同情于别厂之罢工而起的。怠工亦是‘罢工战术’之一种，此后各业工友应聪明的运用”。他强调，工人光有讲义气、讲团结的阶级觉悟是不够的，还要懂得“阶级斗争的战术”。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也认为，能否很好地应用策略是工运成败的主要原因，“每个策略的决定是就当时当地的情形而决定”。虽然上海区委主观上更加重视斗争的策略与方法，但上海的工运形势却在不断恶化之中。
1926年6月五卅周年纪念之际，上海发生多起罢工并引发冲突事件。27日，淞沪警察厅以调停罢工不力为借口，再次封禁上海总工会。当天晚上，上海区委召开主席团特别会议商讨对策，决定采用“和平要求上总启封”的总策略，在宣传和行动上仍要保持上海总工会的原有地位，具体方法和第一次启封运动类似，以启事、宣言、诉苦、请愿、宣传为主，继续支持正在进行的丝厂罢工。
会议再次因怠工引发争论。罗亦农和赵世炎认为，空喊口号是不够的，要做怠工的准备。赵世炎表示，外商工厂都适合怠工，华商的印刷工厂也可以组织怠工。但林钧认为工会实力不足，在当时的形势下没有必要组织怠工，如果怠工控制不好反而会导致工人被开除和工运失败。林钧是上海浦东人，1924年在上海大学学习并加入中共，1925年作为学界代表积极参与五卅运动，成为民众运动的骨干。虽然罗亦农和赵世炎认识到了怠工有表达政治反抗的重要意义，但还是部分采纳了林钧的观点，认同要防止小沙渡工人过分暴动。因此，会议决定“怠工问题暂不讨论与提出，惟对各部委可先报告，但不准实行”。
从这次讨论可以看出，怠工看似温和，但如果控制不好可能会激起资方更加猛烈的反攻。但罗亦农、赵世炎等更加看重怠工可以展现总工会的反抗决心，对于怠工抱有积极探索的心态，同时表示即使是试验性的行动也要有所准备，不希望总工会毫无作为，在政治上表现软弱。
次日，上海区委向各部委传达了“和平启封”的政策。罗亦农强调：“我们要晓得这次压迫是有计划的，我们如只是登广告等，是失掉群众的，必要有积极的办法，严重的表示”，要大规模宣传启封，“要准备怠工，目前不即决定，口号不要提出”。赵世炎也提醒说：“上总被封是压迫的开始，也未可知，不过我们在工作上千万不要弛缓，要特别紧张与小心”。在总工会被封后的前两天，上海区委判断，这一次封禁背后恐有敌人进一步反攻的危机，准备组织怠工就是为了应对更大的反攻，怠工相较于请愿、发传单与报刊宣传等方法，是一种更加有力的反击。
三天后，情况有所变化。7月2日，上海区委再次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大家反馈最大的问题不是敌人的反攻而是工人情绪消极。于是区委建议在杨浦、引翔港等工人情绪特别消沉的地区发动罢工特别是经济斗争，如“加米贴，很能引起工人同情”。
工运经验丰富的汪寿华表示赞同怠工。经过与警备司令部的接触，他判断军阀不会有大的反攻，封禁上海总工会只是外国势力的试探，“他们这次封上总，在试试看，所以无正式罪状，先看我们办法，更进一层就预备封闭其余并上海大学，我们代表去，他们说劝不要动。所以我觉得我们对付方法应再强烈一点，在和平方法中给他麻烦”。所以，汪寿华提议用怠工配合罢工的方法回击资方的试探，“资本家日本厂主也是消极，你逼了他们厉害就关厂，并无积极进攻形式。我们的办法，我意除宣传外，行动上应有表示”，在不同的地方要有不同的安排，引翔港、杨树浦等无工会组织地区酝酿罢工，而在工会组织比较好的地方“试办怠工”，同时组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自动启封上海总工会。
经过讨论，会议决定采用怠工与罢工相结合的斗争方法。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罢工指的是经济斗争，是为了调动工会组织不好地区工人的积极性。针对怠工，赵世炎补充说，“怠工原来我们怕无收拾，现在我们完全消极怠工”，他要求组织者安排工人给警备司令部写信解释怠工意义，还嘱咐“训练问题要特别注意，现在召集会不可能，可由上总发油印品，说明怠工方式及意义给各工会组织员，并招少数代表谈话，党方面也要对各负责人说明”。7月3日，上海区委召开各部委书记会议，传达上海总工会启封运动的新安排。一是和平要求启封上海总工会，尽力做好宣传工作；二是准备总同盟怠工，本周就开始动员工人，安排好同盟怠工的任务。
经过一周的动员准备，但小沙渡、曹家渡、引翔港等地的纺织业工人情绪依旧消沉。10日，上海区委接到中共中央对怠工方案的批准意见，“上总被封后枢即召集会议，决准备怠工，原因就是为反攻”，决定立即在工会组织比较好的小沙渡工厂发起反攻，“如果不反攻，党与工会定要失工人信仰与不服从”，在杨树浦、曹家渡等工会组织不好的地方也“不妨动一下，失败与胜利都有好处”。上海区委各部委、总工会与中央特派员一起讨论各厂情况，计划在总请愿之后举行总同盟怠工行动，“决定所有各工厂怠工一时，和平而有组织的，要求启封上总”。
然而，准备多时的总同盟怠工在实施时又生变故。13日，各工会代表联合前往淞沪商埠督办公署请愿之后，上海区委因担心实力暴露而将原计划的总同盟怠工临时改为各业工人轮流怠工，因为总同盟怠工“很容易使（敌人）知道我们实力，所以改为分期的，总请愿后每天分部举行”。17日至20日，工会组织最有力的内外棉各厂举行同盟怠工，但4天之后资方并未答应工人的经济要求。19日，印刷业工人举行同盟怠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37家工厂加入，除了国民印局遇到小挫折外，印刷业怠工进展顺利。20日，“为杨树浦怠工，惟老怡和太孤立，又组织不见好，决定只宣传而不怠工”；21日、22日轮到浦东、引翔港等地工厂怠工，结果引起了冲突。
上海区委将总同盟怠工改为各业轮流怠工，大大削弱了同盟怠工的声势。从实施情况看，各处怠工效果不同。例如，中华书局工人所提经济条件都得到了满足，工人“大喊启封总工会口号，精神很好，秩序很好”。而在杨树浦、引翔港等原来就没有工会力量的地区，怠工很容易失败。虽然日资纱厂的工会力量强大，但资方应对工运的手段也越来越多，所以怠工行动很难进行。小沙渡地区是上海工运的重中之重，上海区委对此地的日资内外棉厂的关注和研究也最多，但五卅运动后各厂情况日益复杂，“东洋人现政策很厉害”，遇到怠工时“各厂分头开除领袖，用关车方法来抵抗”，平时就“抓住接近厂方的工会，离间工人”，努力推进“工会黄化”，中共的工运工作越来越困难。
总之，对于此次同盟怠工行动，上海区委根据情况变化不断调整策略，由积极反击到分散行动，但因多数厂方有所应对，怠工的总体效果并不显著，陈独秀“也觉分散抵抗不行”。7月24日，既定的同盟怠工行动宣告结束。不过，之后的上海区委仍采用防守策略，但放弃使用怠工方法，重新讨论其他方法的可行性。8月中旬，上海发生日本船员杀害陈阿堂案，上海区委改用抵制日货配合大罢工的方法进行斗争。此后，同盟怠工在中共的工运斗争中逐渐沉寂下来，直到条件更加艰苦的抗战时期才再度被广泛运用。
结语
早期中共党人是从外国工运文献中了解到同盟怠工方法的，而五卅前后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邓中夏、赵世炎和罗亦农等工运领导者在斗争中认识怠工的适用性与局限性，并对怠工斗争进行了总结与思考。
首先，怠工是工运低潮时为数不多的可行方法之一。邓中夏曾分析怠工的运用场景，即每次大罢工胜利后，工会不得不面对一段敌人反扑的艰难时期。外国资本家组织完备、资本雄厚，又有政治外交等多种后援手段，复工后他们会想尽办法撕毁协议、破坏工会，而工人在高压之下的抵抗方法十分有限。此外，在反复的工潮中资本家也逐渐“懂得战术，巧于用策略应付工人”，比如先答应复工条件，然后再收买部分工人和开除积极分子等。这时不仅工人利益受损，而且工会很容易遭到破坏，工运组织者也处于被动危险的状态。而怠工行动突出工人的主体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隐藏工运的组织性，客观上保护了工运的指挥部，使罢工斗争得以持续。
严峻的斗争环境是工运领导者选择怠工的重要原因。正如邓中夏所说：“工人领袖当此时只好‘背城借一’，只好‘死里求生’，只好在万分危急的当中，竭心尽力运用种种战术，以求万一的补救”；“工会在此时唯一的方略，便是怠工。大家都入厂，只是不作工；表面上虽然机器开着，实际上没有半点出货。资本家也无法，终于不能不履行条约。这也是这次大罢工开工后对付资本家毁约的一个有效的手段”。上海总工会被封后，上海区委选择怠工而非罢工作为应对策略，也是有意避开敌人锋芒，希望通过弱势抵抗化解资方的进攻。
其次，怠工行动相对隐蔽，形式较为温和，容易麻痹敌人，即使失败也不会引起资方严厉的反制，如果成功则会获得经济补偿，更容易被工人接受。邓中夏、赵世炎和罗亦农等工运领导者根据五卅时期的上海工运经验，将怠工看作罢工以外的重要战术，认为怠工更容易扩大斗争的影响范围。据上海总工会统计，1925年6月至1926年6月“各工区工厂工人之罢工及怠工事件，迄无停息之时”，“在此时期内罢工者六厂，工人一万三千九百余人；得到胜利者四厂，工人一万一千六百余人，占全数百分之十五；怠工者共二十七厂，工人六万余人”，一年中参与怠工行动的上海工人总数是罢工人数的四五倍之多。
当然，不断深入的怠工斗争也暴露出其局限性，即怠工的时机不容易掌握，怠工斗争也无法决定工运的形势。上海工人的前两次怠工行动都处于大罢工胜利后工人情绪高涨的阶段，组织者适时引导工人的斗争积极性，同盟怠工就可以表现出弱势抵抗的力量，资方则从第一次面对同盟怠工时的不知所措到第二次的折中妥协，不断积累应对经验。1926年上海总工会第二次被封后，上海区委决定再次组织同盟怠工，从决策到实施都非常谨慎，根据情况变化不断调整对策，但怠工的时机转瞬即逝。随着工人情绪的逐渐消沉，分散的怠工被资方各个击破，有经验的日资纱厂控制了局面，大多数工厂怠工没有取得预期成果，同盟怠工只持续两周就草草收场。这说明怠工斗争要求的主客观条件都比较高，能否成功要依赖于整体的斗争形势，单凭怠工不足以改变消沉的工运局面。
此后，虽然中共的工运领导者不再组织同盟怠工，但积累了工运低潮时的斗争经验。直到抗战时期，怠工几乎成为沦陷区工人唯一可行的斗争手段，中共再度运用同盟怠工方法，适时提出“工资打六六折，生活（工作）打三三折”的口号，这与19世纪末法国工运口号“报酬既少，唯少工作（For Bad Pay，Bad Work）”如出一辙。对怠工的实践尝试，反映了中共在革命策略与战术方法上的探索与成长。
（本文首刊于《中共党史研究》2025年第2期，作者蒋凌楠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