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缝隙里的人︱眼前人事忙如戏：剧作家杨潮观的登台与谢幕

adminddos 2025-06-20 09:56:17 2 抢沙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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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只要细细勾勒，人人都是传奇。“历史缝隙里的人”旨在调动密匝的清代史料，打捞历史夹缝中的跌宕人生。

都说文史不分家，其实未必尽然。譬如本文主人公杨潮观，“人设”是清中叶首屈一指的杂剧作家，所作《吟风阁杂剧》有三十二种之多，在传统戏曲家中名列前茅。他的作品以截取历史轶事见长，往往正史中的只言片语，到他笔下便翻为新声，糅作融情入境的文字画面。他擅写一折短剧，以精悍警策取胜，“难得中国戏剧缠绵悱恻拖拖拉拉之中，有杨潮观的爽辣”。（木心评语）就是这样一位被文学、戏曲研究者掰开捏碎分析评述，无论如何也绕不过的人物，放在史家和公众视野里，却变得微末冷清，仿佛以剧成名，便只能作剧的附庸。事实上，除了杂剧作品，杨潮观的人生“本事”也极富戏剧色彩，再与案头勾连，更是精彩异常。他活跃在文化名人多如过江之鲫的乾隆时代，但气质鲜明，出于人表。去世后，由挚交袁枚奉上生动传记，更为生平增色不少。袁枚以外，王昶的一首七绝，也是杨潮观其人其作的活化：宦海沉浮意气豪，生平萧瑟本风骚，听猿下泪闻鸡舞，又赖新词解郁陶。

《吟风阁杂剧》书影

五更犹听纺车声

康熙五十一年，杨潮观出生在常州府无锡县的书香之家，老宅在天授乡幸皋里北门下塘。因为祖父早逝，父辈功名不高，在他出生时，家道中落，生计也有捉襟见肘之虞。生父孝元是个在学的秀才，与生母顾氏两个，算得上孝悌的楷模——他们把还在襁褓中的头生子潮观继给长嫂侯氏，让这位年轻新寡、痛不欲生的苦命女子，看到命运的微光。

侯氏作女孩儿时安静懂事，是家族姻党眼中“淑德”的典范，求娶之家络绎不绝。潮观的嗣父希曾是位难得的才子，两家人一拍即合，喜结连理。康熙四十四年，圣驾南巡，急欲借功名振家声的杨希曾迎銮献诗，随以布衣供奉武英殿，参编《佩文韵府》。然而青云最难期，中路或失脚。康熙四十八年，杨希曾遽尔病殁，日思夜盼的贤妻等来镜破鸾分的噩耗，要不是婆婆盯防严谨，几乎绝食以殉。所幸，弟妇的麟儿做了长房的嗣子，虽然“两世重孀姑倚妇，一丁弱息侄当儿”是足可预见的艰辛劳碌，但仰事俯育，最能唤起旧时代妇女的责任与荣誉。

童年的杨潮观读书仍随生父，但衣食住行，一应跟着嗣母过活。他是个极早慧的孩子，“九龄以书法名江左”。越是如此，寡母越要耐着清苦，纺绩课读，将他培养成材。杨潮观对嗣母的感情极深，且出自人格上的钦敬。他的杂剧作品喜以见识卓然的老年妇女为主人公，这在此前极为罕见。《寇莱公思亲罢宴》里的寇母形象是侯氏写照，剧中仆妪刘婆有念白云：“自从先太爷亡后，并无遗下田园，太夫人百般哀苦，把你教养成名。那时节灯火寒窗，停针课读，就是你读书的灯油，都是太夫人十指上做出来供应你的。”如此说法，与侯夫人墓志中“就塾纸笔之费出于十指”之句如出一辙。母子二人，孤灯一盏，妇人的织机吱呀作响，童子的诗文琅琅成诵，如此“机窗相对”，最是江南乡坊寻常一景，却令无数名贤挺身其间。《罢宴》既经排演，海内风行，据说浙江巡抚阮元偶观此剧，当众痛哭，亦为之罢宴。“盖中丞亦幼贫，太夫人实教之。阮贵，太夫人久已下世，故触之生悲耳”。

京剧《罢宴》剧照

曾作信陵珠履客

或许是出于嗣母影响，杨潮观一生笃于情感，对于自己的提挈、引导者，尤其如此。雍正三年，时任苏州布政使鄂尔泰大会江南名士于紫阳书院春风亭，数十人齐聚从游，以诗赋歌咏太平。这是一场江南范围的博学鸿词科，应邀而来者如沈德潜、华希闵、沈起元等，多是颇负时誉的耆旧宿儒，事后编订的《南邦黎献集》，也被称为清王朝对江南文教格局进行重构的标志性作品。随着东道主鄂尔泰的平步青云、权倾中外，春风亭课士的参与者每每以此为荣幸，成为雍正朝和乾隆前期标高声价的重要身份资本。当时的杨潮观只有十四岁，是这场文化聚会中年纪最小的士人，却有一组五经赞文及一首诗收入《南邦黎献集》。同样拥有神童美名，二十岁即应博学鸿词之召的袁枚，对此颇能感同身受，为其作传时，专门以此事开篇，彰显他人生的高光时刻。

袁枚画像

鄂尔泰虽然是根红苗正的满洲人，却有极强烈的儒家文化认同，且尤具慧眼，乐于栽桃培李，作育人才。大约从雍正六七年起，杨潮观就频繁往来于鄂宅，不但与鄂尔泰长子鄂容安在海淀赐园同窗就读，还刊刻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古今治平汇要》。乾隆元年中举时，他具有“附监”身份，即以附学生员捐纳监生，继而具备在顺天府参加乡试的资格。杨潮观家境萧索，年纪又轻，他在京师的日常开销，特别是刻书、捐监资费，难免要倚仗鄂氏。事实上，春风亭集会不久，鄂尔泰即赴云贵主持“改土归流”，杨潮观从无锡进京，在鄂宅读书、与子弟交游等安排，只能由其书信指示。当时的鄂尔泰坐镇三省，为天下元戎，而心中犹以一非亲非故之江南少年切切为念，实能令人铭刻肺腑，终生不忘。

乾隆元年，杨潮观考中顺天乡试第十四名举人，这是很不错的名次，大有联捷之望。不过，科举场上的运气向来飘忽不定，他不但在随后的会试中名落孙山，更是一连数科，屡战屡蹶，只好凭着在实录馆积累的年资，以举人身份入仕。如此一番经历，与鄂尔泰早年情形颇有类似之处。这位早早被当世儒宗李光地目为“国器”的满洲读书人，二十岁时就取中顺天乡试第十名举人，岂料会试竟不能得一第，只好以祖荫侍卫起家，视为毕生大憾。

相似的痛楚最能激发深刻的共鸣，鄂尔泰对杨潮观的信赖，也显得逾于常格。乾隆九年夏天，杨潮观履任山西文水知县，出京前往鄂宅拜辞。此时的鄂尔泰身体已渐衰弱，他将所辑旧诗稿取出，委其修订校雠，又与之约定，拟将尚未汇辑之稿，日后陆续寄付。鄂氏最喜结纳，雍乾之际凡有大学问、大才华者，多与其联络有交。杨潮观后生末职，竟能得此重托，实在令同侪艳羡不已，连见多识广的袁枚也在《随园诗话》中大发感慨：“呜呼！公出将入相垂二十年，经略七省，诸郎君两督、两抚，故吏门生亦多显贵，而平生诗集终传于一落拓书生。檀墨斋诗云：不有门下三千客，至今谁识信陵君。”有趣的是，杨氏晚年所作杂剧中，亦有《信陵君义葬金钗》一折，敷衍如姬窃符报恩，信陵君发哀酬义故事。其创作之发端，或因袁说而自况也未可知。

杨潮观出京仅一年，鄂尔泰即病故，因为后续之稿无从着落，只得将手头所有先行刻印，以免遗失。他的地方官途不算顺利，南北奔波数十年，始终蹭蹬州县，未能进取上游。如此一来，年轻时的因缘际会，就显得更为珍贵：他毕生以西林弟子自居，年逾花甲后，还为恩师编刊诗集——这确是鄂氏诸子，及“门下三千客”都不敢尝试的任务。当时，鄂尔泰的全部诗稿已由其子鄂弼整理誊抄完毕，共八卷，取名《文蔚堂诗集》，只是经年历岁未付梨枣。在文字狱空前酷烈的乾隆中期，替一位深为皇帝厌恶的实权派老臣刊刻旧作，风险之大，是不言而喻的。

乾隆二十年，皇帝借胡中藻文字狱案，对故去十年的鄂尔泰及其家族、门生势力进行整肃，其本人被冠以结党之名，牌位撤出贤良祠，亲侄鄂昌、鄂敏均遭赐死。不久，他的长子鄂容安、次子鄂实，分别在平定准部与回部的战争中殉难，此后枝叶凋零，家族渐次衰败。乾隆三十七年，杨潮观由四川解送楠木进京，借机前往鄂宅，寻访余稿。这是一场人非物也非的故地重游：鄂尔泰的六位公子已有五人下世，惟幼子鄂忻“癯然独存”，赋闲在家。那座由雍正帝钦赐、巍峨壮丽的文蔚堂，已被大火焚毁，惟敕书“公忠弼亮”牌匾幸保无虞。这是他青年时代常来常往的地方，寄寓着一个江南士子，对满洲王朝的政治理想。

苏州沧浪亭五百名贤祠鄂尔泰画像

京城之行令人唏嘘，唯一的安慰，是得到鄂忻所授文蔚堂全稿。杨潮观抚今追昔，泫然泣下，回蜀第二年，即邀表弟顾光旭同为校订，继而付梓成书。刊刻后的诗集被命名为《西林鄂文端公遗稿》，又称《西林遗稿》，共六卷。和当代学者整理出版的《文蔚堂诗集》钞本八卷相比，《西林遗稿》删去诗作二百九十七首，近总数的五分之二，即留存者，亦多有词句改动，绝不能作完璧观之。

细绎删改缘由，大致出于两种考虑。一是于作者伟岸形象有妨碍者，特别是那些牢骚、倦勤、消闲、游冶词句，大多一笔勾销。如鄂尔泰持身谨慎，但少年行迹，文字中亦不乏“红潮漱罢绿洋拈，手指掺掺口语喃。为爱风流担白眼，不识姓字认黄衫”等稍嫌轻佻之处。杨潮观晚岁趋于道学，又严于尊者之讳，遂于此等文字有不忍言者。

对他的沽名好誉，好友袁枚记有一桩极可笑故事：杨潮观早年曾任河南乡试同考官，阅卷时，梦一貌美女子揭帐低语：“拜托使君，‘桂花香’一卷，千万留心相助。”次日检点落卷，见一考生有“杏花时节桂花香”之句，遂取中。后知其人是商丘老贡生侯某，侯朝宗之孙。潮观自以为梦中所见为李香君，于是四处宣扬，夸耀人前。袁枚听说后，将其记录到神怪笔记《子不语》中。而潮观见文色变，致信辩白说：“所称李香君者，乃当时侯朝宗之婊子也。就见活香君，有何荣？有何幸？有何可夸？弟平生非不好色，独不好婊子之色，名妓二字，尤所厌闻。” 袁枚见之不悦，回信驳难道，“想当日足下壮年，心地光明，率真便说，无所顾忌。目下日暮途穷，时时为身后之行述墓志起见，故想隐晦其前说耶？”潮观克己如此，推己而及恩师，用心一般无二。

二是慎取交游唱和之作，特别是与张廷玉及其子弟的互动作品。按照乾隆帝勾勒的即位初期政治格局，张、鄂二重臣以满汉为泾渭，各树党援，形如冰炭，导致朝局纷扰，政治紊乱。这样的铁口直断，如果与鄂氏遗稿相互验看，真可谓驴唇不对马嘴。鄂尔泰虽是满洲人，却无民族畛域，不但与汉人诗文唱和几无间断，且遍及阁部僚佐，而至布衣文士。乾隆帝诬以满汉矛盾始作俑者，仿佛康熙初年四辅臣一路，实在是颠倒黑白。至于同张廷玉交恶一说，似乎也不尽然。二人朝夕相对十余年，多有诗文往来，两家子弟相待如友朋，连《文蔚堂诗集》的序言也请张氏撰写。如果将这些信息全数刊布，怕是要大触皇帝的霉头，杨潮观本着文字狱时代特有的政治嗅觉，刀砍斧凿，也属不得已而为之。

王汎森先生在《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一书中，提到清人写作时的自我禁抑现象，特别以杨潮观创作的杂剧《翠薇亭卸甲闲游》为例，推测道：“他写韩世忠、梁夫人，不直接写他们如何抗拒金兵，却写他们卸甲闲游。与一般人所习闻的韩世忠、梁夫人事迹重点有十万八千里之别。极可能是因为作于乾隆年间，绕过敏感地带不写的意思。”写剧如此，诗集编刊也不例外，何况韩、梁故事只有历史影射风险，鄂氏行迹关乎当今皇帝权威。

宦海无涯试问津

“十年前倚春风座，三载重登文蔚堂”的特殊机缘，让初经世事的杨潮观一头扎进王朝顶级社交圈，与同时代最杰出、最有权势的人物，有着密切的非职务性交往。如此经历，固然能为他开阔视野，涵养声望，却也把政治预期拉得过高，平添些壮志难酬的苦恼。然而将相之业，时也运也。既然命不及此，做个“所居民富，所去民思”的地方官，就成了可资履践的现实追求。

虽然会试蹉跌，仅以举人外任知县，杨潮观初入宦海，运气也算不坏。乾隆九年，他由吏部选授山西文水县知县，到任即补实缺。两年后，因嗣母病逝返乡丁忧。乾隆十四年服阕回京，改发河南候补。乾隆初年的官缺尚不如嘉道、晚清般紧俏，但他就职河南的过程也显得过于高效——十四年九月，他先在京师领得赴豫之命，十月中旬抵达首府开封，等候不过月余，十二月初五日，河南方面建议由他补授林县知县的题本便已拟就，内有“臣查候补知县杨潮观老成谨慎，有志向上”考语。来人尚未试用，焉能知其谨慎与否，志向高低？发豫候补之员，恐非仅此一人，又何以后来居上，遇缺即补？盖因时任河南巡抚不是旁人，正是鄂家长公子容安。这边林县旧任一经参革，他就要匆匆将缺占住，虚位以待故交。这样做官的便捷，换作旁人，哪怕榜下即用的老虎班，也断断不敢奢望。

从乾隆十五年到任算起，杨潮观在林县主政三载，而后改官固始。此时的鄂容安已经离开河南，不能在好友的迁转上发挥作用。不过，新巡抚依旧认可他“人颇明白，办事干练”的评价，固始县地邻江楚，繁冗疲难，这样的调动，自属委以重任。到乾隆二十一年大计考察时，杨潮观的政绩列在“卓异”一等，获得送部引见，乃至加官晋秩的机会。这是地方官极难得的荣誉，要达到无加派、无滥刑、无盗案、无钱粮拖欠、无仓米亏空等诸多条件，才能膺此上考，更何况此时的杨潮观在朝中、省内已无凭借——一年前，胡中藻案发，鄂氏子弟惶惶不可终日，鄂容安以参赞大臣出兵伊犁，随即死于叛乱。

转年，杨潮观觐见皇帝，并奉到“回任候升”旨意。很快，他被调到开封府所辖杞县任职，等待可资晋升的官缺。然而修短有数，盈亏无常，升迁在望的杨潮观很快接到家中噩耗，生父孝元于当年十二月病故。按照清代丧服制度，现任官如经出继叔伯为嗣，遇本生父母之丧，可将三年孝期改为一年，但也要即刻卸任，回籍守制。前在山西已为嗣母丁忧的杨潮观，这回倒是熟门熟路，一番舟车辗转回到无锡，替亡父料理后事。

一年光阴过得很快，丧期结束，四十八岁的杨潮观治装北上，准备重返仕途轨道。可惜，这次的运气大不如前，他没能回到原先任职的河南继续工作，转而归入部选，掣得广西荔浦县缺。荔浦虽在省府桂林辖境，但山高路远，地狭缺瘠，实不能与近省河南的剧县相提并论。对于这趟远差，杨潮观大约也有畏难情绪，正踌躇间，家中又有凶信传来：继母倪氏病笃身亡。

杨孝元早年娶妻顾氏，即潮观生母，后因元配亡故，又续弦倪氏，生子鸿观。按照清人的伦理规范，杨潮观自幼出继，对亲生父母的义务亦应稍减，又遑论父之继妻。况且倪氏亲子已经成年，丧葬事务料理有人，更不必由他前往主持。然而在档案史料中，此时的杨潮观依然选择“回籍治丧”，只是与死者服制疏远，故不用“丁忧”字样。他从未与继母一同生活，无甚亲情可言，此举或借治丧名义，免赴粤西迢远之任。

守着故乡的青砖黛瓦、诗情画意，杨潮观年过半百，怀才望遇的迫切心情也被暂时压抑下去。他的一折杂剧多于此间创作完成，且陆续抄赠亲友，在江南名士中渐次传开。杭州籍状元金德瑛是他的乡试座师，因爱其曲文爽朗，宾白酣畅，特作《观剧绝句三十首》，并手录以赠，为之增光添彩。

家居无事，转眼到了乾隆二十七年。写着《汲长儒矫诏发仓》《新风店马周独酌》的杨潮观，到底耐不住做循吏的念想。他以剧遣兴，颇见“道气犹存”“尘缘未尽”的进取情怀。在《快活山樵歌九转》剧中，更借樵夫之口劝谕书生：“俺不过闲人自把闲情耐，你也不要五十功名心便灰。须知道，是天工早已安排待，你宽怀也该，你操劳也该。”既然五十功名仍有可期，赋闲五载的杨潮观不免再出乡关。岂料一经铨注，便做万里之行——这次的目的地是云南曲靖府所属平彝县，雍正九年，他那位节制滇黔的恩师鄂尔泰曾在这里捐建河工，开通水道。

同样是远赴极边之地，鄂尔泰以总督持节，虽也水土不服，吐血不止，但自京中得赐御辇，又有地方官沿途奉承，可以做到“稳适快便，日行两站，略无劳顿”。至于杨潮观，蕞尔小县，全无此等便利。传统时代的长途跋涉，有今人难以想象的辛苦与危险，他为此心绪苦闷，大叹“万里征人，情怀颇恶”“人生遇合，有非前事所能逆料”。不过杨潮观的性格里，颇有些达观知命的乐天色彩，据考证，他的《大江西小姑送风》一剧，是在赴滇途中写成，全剧以“思任运”为主旨，写一官员宦海艰辛，多有忧愁，但沿途饱览江景：“你看那水阔鱼争戏，你看那天空也任鸟飞，你看那耕牧苍烟变，你看那一带云山紫逻齐。”一番心理建设下来，倒也冲淡了风雨晦明，旅途劳顿。等走到一水中隔，断岸千尺的黔西南牂牁江，鄂尔泰凿空绝壁，伐石为桥的碑碣铭记，便自宛然在目，这让他油然升起踵武恩师，怀柔远人的豪迈情怀：“盖尝南行万里，过庚戌桥，出西林渡，俯仰平蛮遗迹，卧鼓埋烽，且将四十年。南人祀武乡祠，绘南康像，凛然如一日也。”

清代铨选体系中，边疆地区因条件艰苦，所设职官被列为“边缺”，在晋升方面有所照顾。杨潮观是卓异能员，且已有“候升”之旨，故在平彝县任期未满，即于乾隆二十九年推升四川简州知州，开启为期十五年的蜀地之旅。

循吏还从文苑出

清代的“州”分为两个等次，一是散州，作为最基层地方行政单位，隶于府，性质与县类似，长官称为知州，从五品；另有直隶州，隶于省，因其下统县，故性质更近于府，长官亦称知州，正五品。简州是散州，隶属成都府，杨潮观在此任上颇有政绩，仅做了两年，便经总督奏请，升任邛州知州。那是位于成都平原西部的直隶州，除本州外，还辖有蒲江、大邑二县。因为简州之任期限未满，他先以署理名义在邛州任职，届期转为实授。显然，耳顺之年的杨潮观走上了仕途快车道，颇有些大器晚成光景。

邛州一任，大约是他宦海生涯中最惬意的日子。据传，当地有卓文君妆楼旧址，杨潮观辟之以建“吟风阁”，由参观者添置花木，以见林泉风致。他将所作杂剧付之梨园，编排歌舞，不时登阁演出，与民同乐，故其剧作结集后，即以《吟风阁杂剧》名之。清中叶文人戏曲家创作的杂剧，绝大多数限于案头，与舞台艺术相脱离，对民众的教化作用也十分有限。其实际用途已与文章诗词相近，是为抒情写意、交游馈赠之具，借以在士人之间广其传、彰其名。杨潮观作品虽然也有明显的雅化倾向，但结构利落，情调诙谐，具有更强的演出条件，故得戏剧史家称赏，誉之为：“一折的杂剧，到了他才集其大成，案头场上，两得其便。如橄榄之在口，以少许胜多许，而其味弥隽永。”

然而世事无常，杨潮观的平顺生活很快又被打断。乾隆三十五年，他奉总督阿尔泰之命，解送“皇木”，即四川深山所产、长达十三丈的金丝楠木进京，用作天坛灯杆。如果不出意外，这是一趟公私两济的美差，因为运输队伍庞大，一应费用都作正项报销，官场上人情往来，多要以此为契机，捎带大宗私人物品，不说从中赚取差价，至少也能大幅度降低成本。从现有材料看，杨潮观这趟公差，也有不少便宜。此一行顺江而下，在江南中转，再沿运河北上，途次金陵时，他与好友袁枚相会，并赠以川中古杉，备作寿材之用。袁枚喜出望外，特为赋诗，内有“杉生万里外”“价等千黄金”等句，知其昂贵而不易得。杨潮观本籍无锡，与南京相近，既然能为袁枚携来厚礼，余者馈送亲友，想必亦复不少。推而衍之，如果川省的同僚上司嘱以代买代运，他自然也无法推脱，惟有尽力帮衬而已。

事情往往如此，常态下的人情世故，赶上形势变化，就成了命运改辙的牵引线。乾隆三十七年，回川后的杨潮观因运送皇木一事遭到贬黜，奉旨降一级调用。至于罪名，是为总督阿尔泰代买物件。当然，与阿尔泰的处境相比，杨潮观的降级处分，又实在不值一提。那位久历封疆，带着武英殿大学士衔的四川总督，因为消极抵制金川战争，与一意进兵的乾隆帝大相抵牾。几番博弈后，包括由下属官员代买物件在内的诸多罪状，都被整合起来，算作他贪赃枉法的证据。乾隆三十八年，阿尔泰在成都被赐自尽，多位属官遭到波及，处分轻重不等。

值得一提的是，杨潮观的代买罪名或许略显牵强，但对金川用兵的看法，确与老上司阿尔泰相合。毕竟，大规模战争动员、粮草转运，都不可避免的取之于民。巨额加派，原非四川百姓可以承受，如果就此激发社会矛盾，首当其冲者，又是连他在内的地方官员。因为时值军兴，正是用人之际，受到处分的杨潮观仍被留在四川，以备各项差遣。此后，他并未因阿尔泰之死改变政见，而是继续上书新任总督文绶，力陈金川用兵运粮之难。当然，只要皇帝意志坚决，文绶断无覆车继轨，平白送命的道理，只是他同样看重杨潮观的地方经验，不但延聘入幕，还为其开复处分，仍以直隶州知州品级参赞军务。

大约出于在鄂尔泰府中的生活经验，杨潮观与满人大臣的交往似乎一直比较融洽。就幕期间，他邀请金川之战的主帅阿桂为《西林遗稿》撰写序言，阿桂和鄂氏有通家之好、姻戚之谊，与杨潮观也不定早年熟识，又或因军务之便有所往来。对作序一事，这位信陵门下的显达后进，也不得不考虑有可能出现的文字狱风险，但感于杨氏诚笃恳切，终究不忍推辞，并写道：“余遍历边陲二十年，不获网罗纂辑，其视杨子奉公之诗，谨守勿坠，且杀青以垂于后，恤乎其有余愧焉。”金川战后，阿桂入相而为首辅，是乾隆后期声望、地位最高的满洲重臣。有他的序言压阵，不但所刊遗稿的安全性大大提高，连杨潮观本人也可倚为屏障，让本省的总督大僚不敢小觑。

金川碉楼

乾隆四十四年，杨潮观经东主文绶保举，出任直隶泸州知州。清人科举、任官，常常虚报年龄，所报之虚数称为“官年”，与本身之“实年”相对。题本中，杨潮观的年龄被记作六十四岁，这是将大作小的官年无疑，另从他“年甫十四，得侍春风亭”的自述看，其人此际已近古稀，是以高龄主政一方。他此前为总督作幕，已属大隐于朝，忽而复起，未免使人有汲汲为营、老骥恋栈之讥。故袁枚在传记中为其作解：“长子抡举进士而公奉调泸州，年逾七旬，初志不欲往，旋闻泸大饥，道殣相望，慨然曰：‘见义不为，无勇也！’即到官碾榖，检校一切在官闲款，分设三粥厂，令男妇各随地坐，给筹以起之，换票以出之，在泸不满百日，凡活五十九万七千人。笑曰：‘吾事毕矣。’即以老乞归。”核之档案，杨潮观的泸州之任委实短暂，当年十一月，即有后继者调补接替材料。是袁枚所记，非以谀词夸饰循名耳。

以做官论，杨潮观的人生算不上通显，甚至不乏憋闷、委屈之处。但清代州县官处分繁密，有“如琉璃瓶，一触即碎”之说，凭他狷介矜高的处事风格，能保得官帽大体安稳，已属难能可贵。对于杨潮观的循吏成就，袁枚以“投艰不辞，理繁不乱”八字为之总结，这意味着他在政治道德、政治勇气、政治才能三方面，都有过于同侪的表现。

从政治道德上看，杨潮观具有儒家民本思想，晚年入于禅道，尤以救难、活民为念。除上述泸州赈灾外，在山西文水，他借五年编审清理徭役，亲自将鳏寡孤独千余人剔除档册，使其免于国家义务。在河南杞县，当地或有偏灾，但未及放赈之数，上司囿于成规，不准报销，杨潮观遂自捐俸，救穷嫠于将死。

所谓政治勇气，是在长官意志与社会现实相悖离时，敢于触忤逆鳞，而非先意承志。杞县受灾，恰值省内征调修河工料，该县奉有上缴秫秸二百万斤之命。杨潮观不忍摊派灾民，于是上书痛陈，请免筹措。那些仕路精通的同僚，由此笑他迂腐，说这是省府大员怜他因灾赔累，白送来的生财之道，岂能拒之门外？杨潮观嗤之，甘以不识抬举自任。又布政使赴县查赈，摆着官腔，漫问其“有滥否？有遗否？”换作旁人，自是惺惺作态者指天誓日，老辣圆熟者虚与委蛇，惟杨对曰：“有。”布政使倏而大怒，饬其非理。他则坦然表示：赈务利益攸关，又成于众人之手，想要既无遗漏又无冒滥，纯属异想天开。今杞县境内“官无侵，吏无蚀”，我自可以作保，余者大言无当，非所能及。一番话说得磊落明白，布政使就算心有不悦，也只能“嘉君言之诚悫，劳而去”。袁枚谓杨潮观“以古贤自期，与今之从政者格格不入”，就是指此类举动而言。

乾隆十五年前后，河南境内水旱灾害频发。哀鸿遍野的灾难场景，以及赈灾中的种种情弊，给杨潮观造成强烈的精神刺激。他的杂剧作品中多有救灾、发赈故事，如写《李卫公替龙行雨》，即描摹大旱场景：“你看那四下里，逃的逃，散的散，汤火游魂，五百年苍生厄难。你看那半空中，跳的跳，舞的舞，骄阳旱魃，数千里赤地枯焦。消磨尽开皇富庶，折罚起大业奢豪。”再写李靖救灾不得其法：“从来救世的人，偏会做出误世的事来，也只为他信心太深，便下手太重了。”又《汲长孺矫诏发仓》一剧，更写大吏枉顾民瘼，粉饰太平：“官家闲锁着敖仓耗，这生灵险做了沟渠料，兀自把丰登告。”凡此种种，非亲身经历，怕不能连缀得这般自如。

当然，如果只有道德、勇气，而不具备通权达变的政治才能，想要周旋同僚，施惠百姓，也属力不从心。毕竟，在绝大多数时间里，理想主义者只有比现实主义者更加现实，才能在一定程度上贯彻自己的理想。杨潮观虽是读书人，却不以吏干为浊俗，而颇肯讲究临事有为学问，极称：“孰知临事与临文不同，事有必要，而体无不备，当局措手，苟心思有一隙不到，一事不牢，则全体俱受其败。”他既擅理讼，又能治盗，固始县刑狱多败政，惟其到任，拘审从速，打官司之人进城一趟，辰时去，午时回，立竿见影，只需备饭一顿，所以当地戏称之为“杨半升”。四川有啯匪，泸州散放赈粮，匪徒百余人夜袭粥厂，抢掠粮食。杨潮观指挥兵役，斩其匪首，胁从者贴然束手，再无骚扰。

天风海水应宫商

乾隆四十五年，七十高龄的杨潮观解组归里，于无锡惠山另筑吟风阁，过起优游林下的闲适生活。八年后，随儿子杨抡赴浙江太平（今台州温岭）知县任，不久病逝于县署，享年七十九岁。

以后见之明观察杨潮观的个人生命史，大体堪为人羡。他得享遐龄且仕宦长久，履迹四方而著作播扬，综厥生平，许循吏、儒林、文苑、孝友而合传，遍看雍乾之世，也算得士林中一位“全人”。不过，如果设身处地走进他的生活，其阅历之阴错阳差、悲喜交集，又不能不令人感叹：蓬草漂萍，何止乱世，哪怕王道太平，一样身不由己。

他自出襁褓，就过继新寡的嗣母，早岁艰辛，仿佛命中注定。既有两重父母，不免双倍孝思，由此前程中断，也非人力所及。至于进士科名，全与他的才学无干，哪怕神童之誉早布江左，也是十载寒窗一第难求。等到了仕路上，更奇的还在后头。他明明是寒门子弟，州县下僚，却与朝廷重臣、军国大事牵绊始终。他和鄂尔泰家族早投交契，又眼看着起高楼，眼看着大厦倾，虽不曾因其盛衰而得陟黜，却蒙遗稿相托，遭逢信陵故事。年过耳顺，难得蜀中安稳，又叫他遇上大清王朝在十八世纪耗时最长、耗资最巨、耗兵最多、过程最为惨烈的金川战争。作为稔知民间疾苦的地方官，他极力反战，间接受到牵连。随着“畏葸不前”的总督一夜秋风萧萧尽，他对宦海前程的热盼，也不过草木摇落露成霜。他为做州县遍历四省，舟车劳顿，斧资腾挪可想而知。他才猷干练，举凡编审、赈济、刑狱、军务，无不信手拈来，少有公事纰漏，奈何性情狷介不合于时，官阶的进益也十分有限。

这样一波三折，时有清苦、惊险、沮丧的人生，换作寻常人，不定就在哪里自看破看空，自暴自弃。难得他善于自我纾解，又能谱叶宫商，发思古之幽情。这是极好的排遣办法，用个人襟抱重构先哲德业，“贤愚岂在遇不遇”的现世困惑，就被一定程度上消解掉了。

杨潮观自幼受教于名臣，最高理想当然也是做名臣，因为无法实现，退而求其次，自身改作循吏，而将名臣追求诉诸艺术创作。他笔下生辉的角色，多是汲黯、杨震、马周、韩愈、曹彬、寇准……但有趣的是，他写名臣的视角绝无勋阀功业、正邪相争，而尽是忠君爱民、贤良方正。他把名臣权作循吏来写，这固然有自我代入的情感诉求，但也不乏谨小慎微的避祸姿态——盛清读书人，都有无师自通的文字阉割术，杨潮观的“格格不入”，大不济指向上司、同僚，而在“本朝无名臣”的赫赫天威下，终不过权力的毛细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