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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编辑 | 刘海川
2024年底，中国舞蹈家协会（下称中国舞协）向一些省份低调通知，主动放弃与舞蹈考级承办机构的收益分成。这让一些从业者困惑，有人则预感到风暴将至。
“谜底”很快揭晓。2025年4月4日，中国舞协主席冯双白，驻会副主席罗斌，中国文联舞蹈艺术中心艺术交流处副处长韦立被宣布正在接受纪检监察部门调查。近两个月来，中国舞协网站删除与三人有关的“大事记”，更新协会章程，新任领导人选也在酝酿中。中国舞协正在走出“冯双白时代”。
作为中国舞蹈界“第一人”，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冯双白借助中国舞协半官方的权力色彩，将其从一个人民团体改造成一个庞大的“垄断型公司”。他主导编制中国舞蹈考级教材，建立注册教师认证制度，推动形成了培训、认证、考级与发证一体的闭环体系。但“花钱拿证”“教材收益分成”“考级费入私人账户”等乱象也浮出水面。
而代表官方荣誉的“荷花奖”与“小荷风采奖”，则展现出冯双白权力舞姿的另一面。作为评奖制度的改革者与裁判长，他曾痛斥评奖腐败问题，但现实中，一些作品因不属于某个圈层或关系网而被冷落时有发生，非议从未间断。
界面新闻调查获悉，在冯双白主导中国舞协期间，从教师培训到考级认证，从赛事评奖到服装供应，权力触角几乎伸向了舞台上下的每一个角落，亦多次被人举报，早已进入纪检监察部门的视野。而他一手打造的舞蹈考级工程，很可能是击穿其利益掩体的突破口。
从舞台边缘到中央
在成为中国舞蹈界最有权势的人之前，冯双白曾是一个在文工团排练厅里跳得满头大汗、却始终不受待见的年轻人。
1954年，冯双白出生于吉林长春一个艺术家庭，1960年代举家迁居北京。初中毕业后，冯双白进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文工团学习舞蹈。因为形体上并不占优势，学习起来倍感压力。他后来回忆，有一次舞蹈“总教头”当着全团人员的面持续批评他，“你那眼睛还上台，看着就让人难受”。
这次事件给他造成了巨大打击，他发誓“从此再也不跳舞了”。1974年，冯双白作为工农兵学员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
多年以后，当冯双白执掌中国舞协，却被人戏谑是“中国舞协唯一一个不会跳舞的人”时，他喜欢拿当年在文工团的经历自嘲。这段历史，最终成为他做舞蹈理论研究的加持。
大学毕业后，冯双白被分配到北京舞蹈学院工作，虽然教的是艺术史，但也受到了舞蹈艺术理论的熏陶。1982年，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下称舞蹈所）招聘舞蹈史硕士，冯双白成了该专业的第一届学生，导师为中国新舞蹈艺术的开拓者吴晓邦。硕士毕业后，冯双白留在舞蹈所工作，而后继续在舞蹈所读博。
“他是个有才华的人，这点毋庸置疑。”冯双白当时的同事徐琳告诉界面新闻，作为北大出身的高材生，冯双白对舞蹈艺术的悟性很高，尤其是对中国舞蹈史的研究成绩突出，冯双白的博士生导师资华筠对他尤为器重。
资华筠是中国舞蹈理论的奠基人之一，当时任舞蹈所所长，全国政协委员。徐琳说，包括资华筠、吴晓邦在内的诸位老师，对冯双白的事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冯双白从普通的研究员，升为舞蹈所副所长，后来又担任所长，并开始带硕士和博士。在此期间，他认识了罗斌。罗斌比冯双白小9岁，冯双白指导他完成了博士论文。罗斌毕业后也留在舞蹈所工作，成为冯双白的得力助手。
在徐琳的印象中，罗斌和冯双白并非简单的师生或上下级关系，而是“趣味相投的朋友”。冯双白交代罗斌工作，罗斌都会认真完成，两人配合非常默契。在冯双白的提携下，罗斌后来也担任舞蹈所副所长、所长，这为二人日后在中国舞协的长期合作打下了基础。
相比舞蹈演员，远离舞台的理论研究者显得清苦。冯双白的另一位同事廖明回忆，即使已经当上副所长，冯双白和妻子仍住在一套两居室，与他是邻居。夏天没有空调，晚上大家就坐在门外乘凉，躲避蚊虫。冯双白平易近人，即使下属顶撞他，他也是心平气和地进行沟通，人缘颇好。
2000年，冯双白当选中国舞协副主席，此后工作重心逐渐转移到中国舞协。2005年，冯双白成为中国舞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相当于常务副主席）。当时的中国舞协主席白淑湘年事已高，许多具体事务都由冯双白操持。
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的冯双白，带领中国舞协进入高速扩张期，也悄然构建了一个复杂的利益网。
考级的生意经
2000年前后的中国舞协，编制有限，经费拮据，除组织一些国家级展演与理论研究外，并无太多实权。与此同时，中国正进入文化产业化初期，教育部门逐步放开艺术类培训许可，舞蹈、美术、音乐等艺术教育需求快速释放。
2006年是中国舞协的分水岭。2005年底，文化部印发《关于同意中国舞蹈家协会跨省开展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活动的批复》，同意包括中国舞协在内的数十家艺术类机构跨省开展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活动。在此之前，舞蹈考级主要由各省市文化主管部门或地方艺术院校组织，考级活动多为区域性，缺乏统一的标准和教材。
冯双白敏锐地捕捉到时代的风口，开始推动舞协走出纯理论与表演的象牙塔，尝试建立起一整套涵盖培训、考级、赛事与评奖的市场化运作模式。
冯双白主导的第一个全国性考级项目是面向青少年的“中国舞考级”。按照冯双白的构想：由中国舞协编制统一教材，再授权各地机构进行教学培训；教师需通过中国舞协组织的培训并取得“注册舞蹈教师”资质；学生必须由获得该资质的教师训练，再由授权机构组织考级，最后由中国舞协签发等级证书。
中国舞协还开办了自己的舞蹈培训学校。2005年前后，魏小美成为中国舞协舞蹈培训学校的一名舞蹈老师。当时，这所学校有近二十名老师，大多数老师都没有与学校签订合同，也未购买社保。老师们的主要的工作是编写教材，给合作机构的教师提供培训，帮她们取得中国舞协签发的“注册舞蹈教师”证书。
魏小美和其他老师历时数月，完成了《中国舞蹈素质教育等级考试教材》第一版；次年，又修改完成了该教材的第二版。2008年，第三版《中国舞蹈考级教材》在中国文联音像出版公司出版，面向全国发行，被中国舞协使用了很多年。
编写教材期间，魏小美和韦立、冯双白经常接触，觉得冯双白“挺亲切”，韦立则受到冯双白“重视”。韦立当时只是一名普通的舞蹈老师，但有编制。后来，韦立被提拔为中国舞协考级办公室副主任、 社会舞蹈教育委员会秘书长，成为考级工作的具体执行者。
魏小梅说，教材编好后，老师们向中国舞协领导演示教材内容。冯双白是这套教材的主编，一些内容的去留，最终由他定夺。包括韦立、魏小美在内的所有参与老师署名为编委。
2010年，罗斌被冯双白从舞蹈所调到中国舞协，担任秘书长。一位熟悉冯双白的中国舞协会员告诉界面新闻，相比挂名的名誉主席、副主席，驻会副主席和秘书长才是手握实权的人，而冯双白和罗斌的特殊关系，决定了二人在中国舞协的强势地位。在舞蹈考级产业化方面，“罗斌的作用更大，冯双白的很多想法都是他去实现的”。
一位参与过中国舞协培训的老师回忆，当年的培训“几乎没有门槛”，只需要缴纳1200元的培训费，完成中国舞协组织的3-5天培训课程，“100%能拿证”。一些舞蹈基础知识欠缺，未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也获得了教师认证，这为日后教学中发生事故留下了隐患。
“中国舞考级”通常分为1-10级，参与考级还要收取报名费、考试费和证书费。1-10级的考试费用不等，但全部考完也需要数千元。这还不包括上培训班的费用。
当时，北京舞蹈学院等机构也在全国开展中国舞考级培训，但中国舞协的考级收费低、考试难度低，很快打开了局面，市场份额长期保持第二位。魏小美估计，在她工作期间，每年仅中国舞考级的人数就将近100万。
按照当初的约定，中国舞协每年将少儿舞蹈市场所获经济收益中的12%作为著作权使用费，分配给教材主副编和编委会等人。有关材料显示，中国舞协在2009-2014年间累计支付著作权使用费约500万元。按照12%的比例计算，中国舞协每年仅在少儿舞蹈市场的收益就将近1000万。
2015年，因理念不合等原因，魏小美等十多位老师离开中国舞协，此后中国舞协再未向她们支付著作权使用费。她们通过诉讼主张权益，均告失败。
看到中国舞考级的成功后，冯双白又将这一模式复制到其他舞种上。中国舞协下设了街舞、民族民间舞、芭蕾舞等多个工作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协助推广相应的等级认证。
2015年冯双白成为中国舞协主席后，中国文联舞蹈艺术中心成立。虽名义上隶属中国文联，实际则由中国舞协代管，该中心负责人为罗斌，韦立任该中心艺术交流处副处长。该中心业务覆盖演出、培训、考级等多个领域，并打造了 “顶尖舞者” 等市场化品牌项目。
至此，一个由冯双白、罗斌、韦立主导，涵盖教材编创、师资认证、等级评定和商业演出的闭环模式形成。
一位熟悉冯双白的人士告诉界面新闻，为推广国标舞等级认证和培训业务，冯双白曾拉来北京舞蹈学院创建人，有“东方舞神”之誉的贾作光担任中国舞协名誉主席。贾作光知道冯双白的真实意图后，甚为不悦，不久卸下这一头衔。
后来，国标舞等级认证也多次爆出问题，被要求整顿。
真假“教师资格证”
当中国舞协的考级生意越做越大时，极速扩张埋下的隐患也开始暴露。
自2011年起，中国舞协在培训后为学员签发“注册舞蹈教师”和“教师资格证书”，两份证书分别有冯双白或罗斌签名。其国字头与半官方属性对招生助益颇多，但因这些“教师资格证”与教育部门签发的准入类《教师资格证》同名，引发了关于其合法性的诸多质疑。
2020年，山东淄博家长唐金华的女儿在一家名为花之舞艺术培训学校的机构学习舞蹈时，发生严重意外，鉴定结果认为，“舞蹈教学下腰动作与唐××的损伤后果有直接因果关系”。唐金华搜集证据时发现，该校聘用的舞蹈教师并无教育部门颁发的教师资格证，但持有中国舞协签发的“注册教师证书”和“教师资格证”。
“在家长看来，（这）与国家教育部门颁发的正式教师资格证几无区别。”唐金华说，这是造成许多家长轻信培训机构的重要原因。而依据教育部印发的《少年儿童校外教育机构工作规程教基》，“少年儿童校外舞蹈教育机构教师应依照《教师法》的规定取得教师资格。”
近年来，持有此类“教师资格证”的舞蹈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导致学生受伤的案件频发。唐金华从裁判文书网检索到77例此类案件，其中20例案件中的教师不持有任何证书，仅1例案件中的教师持有法定的教师资格证，其他教师持有的都是不合法的证书，而持有中国舞协签发的“教师资格证”的人数最多，达30例。这30例中导致学生重度残疾的有20例，占据样本总量的67%。
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依法严惩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典型案时指出，“中国舞蹈家协会认证颁发的所谓‘教师资格证书’，不属于法定意义的教师资格证。中国舞蹈家协会既非教育行政部门，也没有证据证明该协会具有专业资质授予或认证的行业资格”。
2023年3月，唐金华将淄博高新区花之舞艺术培训学校及授课教师起诉至淄博高新区法院，要求赔偿，并将中国舞协等列为承担连带责任的被告。一、二审法院认定学校和教师存在教学过错，判决其赔偿，但未支持对中国舞协等机构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目前，唐金华已向山东省高院申请再审并获立案。
2025年2月，唐金华还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起诉中国舞蹈家协会、山东省舞蹈家协会及花之舞艺术培训学校，指其组织实施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强制机构使用其“教师资格证”，并请求判令三被告在女儿因舞蹈致残案中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案件尚未开庭。
界面新闻向中国舞协核实有关“教师资格证”的问题，一位工作人员称，2020年6月以后，中国舞协再未组织过教师培训，也未签发过“教师资格证”。一些以中国舞协名义开展的教师培训，“谁举办，谁负责”，但以前签发的“教师资格证”仍然有效。对于该“教师资格证”的合法性问题，对方称“我们只是针对考级，不是教师资格证”。
但据央视《财经调查》栏目今年6月29日报道，这些本应不再签发的证书，如今竟能通过花钱直接获取，“更荒谬的是，伪造证书的签发时间扫码验证等环节，均以假乱真，形成一套完整的造假链条”。报道中，记者询问现在申请证书，签发日期是什么时候，一位业务人员称日期为“2018年，2019年”，且费用只需1000元出头。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舞协最新发布的章程中，增加了一条内容：“ 中国舞蹈家协会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家的各项法律、法规，按照本章程开展各项工作。 ”
在诉讼过程中，唐金华还发现中国舞协和考级承办机构存在可疑的资金流向。中国舞协发布的“中国舞考级” 简章要求 ，考级费用由地方考级承办机构（通常是地方舞协或舞蹈培训学校）根据有关规定制定，并报中国舞协备案。现实中，承办机构通常再与培训学校签订协议，将培训学校设为考点，并约定考级收益分成比例。
2021年7月20日，中国舞协与山东省舞蹈家协会（下称山东舞协）签订的《中国舞蹈家协会“中国舞蹈考级”合作协议书》载明，中国舞协仅通过地方舞协代为收取15元的证件费。而山东舞协与淄博艺敏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显示，山东舞协同意该公司设为中国舞考点，所有收支由该公司负责，并将扣除所有开支的部分，按照比例留作收益。但这份协议在具体的比例数处，却留下了空白。
一位知情者向界面新闻透露，中国舞协与考级承办机构对考级利润的分配比例通常是五五开，而且这些资金通常不会走公账，因而相关协议不便载明。虽然每个学生每次交纳的费用只有几百元，但一个省份每年也有数万人，全国每年考级的人数则可能超过100万，资金规模庞大。
界面新闻获得的一份银行流水显示，2020年至2021年间，湖北省通城县多家舞蹈培训机构在组织考级过程中，先后四次将共计近约8.5万元的考级费用，直接汇入一个名为安维静的个人账户，而非舞协或其指定的对公账户。
前述知情者称，2024年底，在他所在的省份，中国舞协突然放弃了与舞蹈考级承办机构的利润分成，一开始让人不解，后来大家才获知事态已趋严重。
评奖的“逻辑”
如果说考级是中国舞协有关人员面向市场的“现金入口”，那么评奖，尤其是荷花奖等国家级重要奖项，则是冯双白在行业内部分配资源、巩固影响力的手段。
作为中国舞蹈界最高级别的官方奖项，“荷花奖”自设立以来便被赋予了专业评判与艺术引领的双重使命。每届获奖作品不仅在资金扶持、演出安排上获得优待，更成为获奖者个人晋升、职称评定的重要资本。
冯双白曾公开谈及评奖腐败问题。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他接受媒体采访时痛斥“评奖腐败的根源在于错误的政绩观”，直言“特别是一些国家级权威奖项，成为地方领导政绩考核的内容，有人千方百计跑奖，上演赤裸裸的权钱交易”。
为应对这一问题，冯双白主导了“荷花奖”评奖制度改革，推出系列回避制度，设立评委库制，实行大评委团评分、公开亮分、现场监审、现场提问等措施，旨在提升评奖的公平性和透明度。但在实际操作中，评奖结果仍多次引发业内质疑。
早在2005年，即荷花奖评奖制度改革的第一年，就有人指许多获奖作品都来自评委的“娘家”。一位业内资深编导直言，有的作品缺乏民族属性，完全是现代舞的风格，而且在演出中出现不该有的失误，却得到了大奖，“而有的作品表演过程就6分钟，期间观众6次鼓掌，掌声一潮高过一潮，最终却连决赛也未进入，这些有失公允的现象实在让人想不通。”
2020年获得荷花奖的一件舞剧作品，则被质疑在舞美、走位、灯光等方面大面积抄袭某经典舞剧。“ 论文答辩都要查重，你们这么大的奖项就没有人员把关作品质量？重复率达80%的舞剧怎么就给上了呢？ ”前述资深编导说。
舞蹈艺术家徐宏告诉界面新闻，最激烈的一次，出现在几年前四川凉山举办的一场荷花奖评选比赛上。当时，全国共有四十多个单位的作品参与竞争，但最终大奖却给了一个“普遍觉得很一般”的作品。
徐宏称，某省的一位舞协副主席在会后的座谈会上当众痛斥冯双白，持续了四五分钟，指责评审过程“倾向性明显”，冯双白“哑口无言，脸色铁青”。现场有四五十名专家，无人阻止这位副会长，“大家都心知肚明”。
“你要觉得有问题，他们就说艺术没有标准，但不能总是谁说了算。”徐宏指出，荷花奖虽号称公平公正，但长期缺乏透明的评委库建设，评审人选往往是“熟面孔”，讲人情、拉关系成了评奖潜规则的一部分。曾经有一段时间，“花钱就能买到奖”。
徐宏介绍，全国有八百多所舞蹈类学校、上千个艺术院团，按理说都是荷花奖的广泛参与基础，但因为对评选公平性的失望，近年来真正活跃在荷花奖评选体系中的只是少数单位。“很多地方就算作品做得再好，如果不在那个圈子、区域、范畴内，基本也觉得拿不到奖。”他说。
“小荷风采”也不例外。这个奖项是由中国舞协主办的全国性少儿舞蹈展演活动，曾被誉为中国少儿舞蹈领域最高荣誉之一，覆盖广泛，影响深远。但近年来，它的含金量也受到质疑。徐宏说，“很多地方一个节目花几十万，送到北京就是为了能拿个奖回去。”
另外，在舞蹈行业，服装制作是一门利润可观的生意。一场大型舞剧往往需要上百套、甚至几百套演出服装。多位业内人士称，冯双白的亲属曾长期承接多项大型赛事和演出的服装供应业务。
徐宏说，现在舞台上常见的演出服，两三千一套已经算正常价，尤其在荷花奖这类大型赛事或地方文艺展演中，服装采购常被视为“刚需投入”，不少地方机构为了保障舞台效果，不惜重金定制。“一个地区如果垄断了服装供应，一场舞剧（赚）一两百万很正常。”他说。
从冯双白到“冯双黑”
2021年2月，冯双白第二次当选中国舞协主席。截至被查，冯双白已掌控中国舞协二十多年，担任中国舞协主席10年。凭借对舞蹈考级和评奖制度的建设和改造，冯双白已完全将中国舞协打造成一个“垄断型公司”。
公开信息显示，截止至2021年，中国舞协已在全国有28个省份，4个直辖市开展了考级工作，参加考级的学生累积超过1060万人次，培养的社会艺术水平高级考官共计894人，开设师资培训班12000期，培训教师累积超过47万名。仅此一项产业，年收益数以亿计。
伴随权力和影响力的提升，针对冯双白的举报也开始出现。早在2013年5月，天涯论坛上便出现了针对冯双白的举报帖，指其操纵全国舞蹈比赛，贪污受贿数达千万人民币，拥有多套房产，并在单位内包养多名情妇。那次举报未见官方和冯双白回应。
“我们看到都很震惊，时间地点那么详细。”魏小美当时还在中国舞协工作，她原本以为冯双白会因此折戟，但“但一夜之间全部都没有了”。这次事件不仅未对冯双白造成负面影响，两年后他如愿当选中国舞协主席，而后又当选全国政协委员。
随着举报现象越来越多，舞蹈界针对冯双白“德不配位”的声音渐起，一些舞蹈界人士称其为“冯双黑”，对他“敬而远之”。
因为考级工作的原因，冯双白最近几年经常去徐宏所在的省份。“承办机构经常说，冯主席来了，你过来一起吃个饭。”徐宏说，但他经常选择回避，避免与冯双白直接接触。
2023年10月，唐金华向中纪委举报中国舞协垄断经营、发放虚假“教师资格证”等问题。他先寄过去的只是一份几十页的简要材料，但不久就接到办案人员电话，对方询问了他的详细身份和动机后，让他提供完整材料。2024年初，唐金华花了将近一百元快递费，将几十斤书面材料和光盘寄到中纪委。
每隔两三个月，唐金华都要电话询问办案进展，并按照对方的要求补充一些材料。他说，这期间办案人员的一句话让他充满信心，对方告诉他：“你这个事很有社会价值，我们肯定会认真对待的。”
在等待结果的同时，唐金华经常登录中国舞协的网站，留意一些细微的动向。2025年1月底，他注意到，中国舞协网站上有关罗斌的介绍被撤下了。他打电话询问办案人员，对方答：“这个我们正在办理当中”。随后他获知，冯双白也在2025年初被带走调查。
4月4日深夜，官方通报冯双白、罗斌和韦立被查。唐金华虽不觉得意外，但还是很兴奋，“也算给女儿一个交代”。徐宏则有种“靴子落地”的感觉，但他更关注“后冯双白时代”舞蹈行业的发展。
徐宏说，舞蹈评奖应该借鉴其他行业成立专家库的做法，重新设立全国性的评审专家库，并实行公开遴选和动态更新机制。评奖前，通过纪检监察或人事部门的监督，随机产生专家名单，避免“熟人面孔”主导评审，重建评奖体系的公信力。
对于考级市场的问题，徐宏相信，随着教育部启动新课标改革，美育教育全面纳入义务学校体系，考级红利正在消退，“学校有艺术课程设置后，就不再需要市场化的考级支撑了。”
而冯双白等人的落马，很可能是一次考级市场的“刹车”信号。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廖明、徐琳、魏小美、徐宏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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