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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ddos 2025-06-28 10:13:40 1 抢沙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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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今年（2025年）2月5日，布衣书局直播拍卖一批某西藏学家的藏书，我仅拍到一本西藏学家柳陞祺（1908-2003）的女儿柳晓青于2006年7月22日签赠给另一位西藏学家常凤铉（常凤玄，1927-2008）的《西藏与西藏人》（沈宗濂、柳陞祺著，柳晓青译，邓锐龄审订，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由于这场拍卖没有挑明书主的姓名，我就联想到2023年11月22日在布衣书局拍到的一本《纪念柳陞祺先生百年诞辰暨藏族历史文化论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这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前身为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李凤珍研究员的旧藏之一。李也是研究西藏历史的，是柳和常的同事，同时也是常的夫人，所以柳晓青签赠常凤铉之书的书主可以说是不言而喻了。

纪念柳陞祺的《论集》中收有一篇李凤珍写的《西藏名称的由来——从〈西藏与西藏人〉说起》（271-278页），正与柳晓青签赠之书有关。受好奇心驱使，我把李文过了一遍，发现有些内容似曾相识。尤其是引用徐华鑫编著的《西藏自治区地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第1版）第一章第二节《西藏名称的由来》（第3-5页）的那些地方，与友人宋希於在孔夫子旧书网拍得的一份材料在内容上十分相似。这份材料是中华书局总编辑室于1962年5月12日编辑油印的《业务情况》，一共四页，内中仅只收文一篇，题为《关于吐蕃、朵甘、乌斯藏、西藏几个名词的资料》（图一，图二，图三，图四；宋希於提供并扫描）。文章无作者名，前面有中华书局总经理兼总编辑金灿然（1913-1972）于1962年4月28日写的一则前记。这份材料全文如下（改字用［］，补字用〔〕）：

关于吐蕃、朵甘、乌思藏、西藏几个名词的资料

这是一位同志所写的一个材料，打印极少数，供有关同志参考，请妥为保存。

金灿然

1962年4月28日

一、吐蕃

吐蕃一词始见于唐代，在吐蕃全盛时期，除现在西藏地方而外，还包括青海、西康等地区。新唐书吐蕃传：“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

蕃字明以前读播，或读翻。唐代读吐蕃为吐播。甥舅联盟碑：“今蕃汉二国所守见管封疆，洮岷以东属大唐国界，其塞以西，尽是大蕃土地。”又说：“其洮岷之东，大唐供应。清水县以西，大蕃供应。”碑文中的蕃，大蕃，在藏文中是བོད，བོད་ཆེན་པོ，译作汉音就是播（bod），“播青布”译作大蕃。

唐时吐蕃把现在西藏地方称为བོད་ཡུལ（播隅），把吐蕃统治下地区叫作བོད་ཆེན〔་པོ〕（播青布，意为大播），统治下的人民称为བོད་པ（播巴）。红军长征时在藏区建立的博巴政府，就是用的播巴这个词。

吐字对音有多种说法，（一）阿里地区藏族称拉萨地区为སྟོད་བོད（stod bod），意为上部西藏，吐即stod的对音。（二）吐蕃的对音为lho-bod，藏文ལྷོ་བོད，lho即山南地区，因吐蕃族兴起于山南，故被周围各族称为吐蕃。还没有定论。

九世纪时，阿拉伯商人苏雷曼到过中国，八五一年写了一本东方旅行记，书中把吐蕃拼作Tibbat（土伯特）。

……

二、朵甘

吐蕃强盛时，曾统治下多康六“岗”（སྨད་མདོ་ཁམས་སྒང་དྲུག），包括现在青海、甘南、川西北、甘孜和昌都地区。青海、甘南、川西北在藏语中称为“安多”，简称为“多”，元明时译作朵。甘孜、昌都地区在藏语中称为“康”，这个地区的人民为康巴。元明时译作甘。把这两个地区合称，藏语称为（མདོ་ཁམས）“多康”，元明时读作朵甘，或朵甘思。

三、乌斯藏

元明时指现在的前后藏为乌斯藏。

吐蕃最强盛时候的中卫藏四“如”，（བར་དབུས་གཙང་རུ་བཞི）就是现在的前后藏，前藏在藏语中称为དབུས，元明时读作乌斯，清人读为卫。后藏在藏语中称为གཙང，读作藏。前后藏合在一起，元明时称为乌斯藏，清人称为卫藏。

乾隆有乌斯藏即卫藏说：“以乌合斯为卫音而中义，藏则切匝阿为藏音，其义则净之谓也。……夫藏之内属，肇自元代。……”

元代仍沿唐旧称吐蕃，在北京设宣政院，掌释教僧徒及吐蕃诸族之事。在河州（今甘肃临夏）设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在青海（朵）、西康（甘）设朵甘思招讨使，在西藏设乌斯藏、纳里速、古鲁弥［孙］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纳里速即阿里，古鲁弥［孙］即三郭。并在前后藏地区设立十三个万户府。

明朝沿元之旧，仍称青海西康为朵甘，前后藏为乌斯藏。在两地各设行都指挥使司，下设宣慰司二，元帅府一，招讨司四，万户府十三，千户所四。在河州设西安行都指挥使司，管辖朵甘和乌斯藏两个都指挥使司。

明朝不再称藏族地区为吐蕃。

四、西藏

西藏一词据现在所知，始于公元一七一〇年（清康熙四十九年）。（再化［花］些工夫，可能找到更早的文献）

清圣祖实录二百四十一：“康熙四十九年三月戊寅，议政大臣等议：拉藏［萨］及班禅胡土克图、西藏诸寺喇嘛等，会同管理西藏事务侍郎赫寿疏清［请］颁赐波克塔胡必尔汗以达赖喇嘛之封号。”

这个波克塔胡必尔汗就是六世达赖喇嘛。

十年后（一七二〇）康熙御制平西藏碑文，有“爰记斯文，立石西藏”之语。

清初叫西藏为图伯特、土伯特和西藏。也有叫唐古忒的，唐古忒是西夏，满族把西夏和藏族当作一个民族，有的地方把西藏也叫作唐古忒，这是错误的。在平西藏碑文中，图伯特和西藏两词还并用。

雍正五年（一七二七）设置驻藏大臣，西藏才成为正式名称，嘉庆以后，图伯特、土伯特、唐古忒都不用了，统一用西藏这一名称。

西藏这一名词是汉藏混合物，藏是藏话，西是汉话，指的是在祖国的西部，是清朝创造出来的。

乾隆乌斯藏即卫藏说：“卫即以中为义。则今之所谓前藏之说何居？曰：此更非唐古特之本有，而兴于今之华言也。然以今日疆域言之，自打箭炉取道，由东南迤及西南，先经喀木（晗按即甘，即康），次卫，次藏，是全藏形势固宜前喀木而后藏，而卫适其中处之地。喀木之木为半字音，应从喀字，而其义则边界之谓也。今称前后藏者，则因二地有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居之，而达赖喇嘛位居长，逐并以藏属之，更易中为前。而今自京都目之，且统以为西藏云耳。”

图一

图二

图三

图四

宋希於是在2023年12月14日拍到这份材料的，我当时知道也粗粗看过，但是他和我都没对其做一番专门的研究。《西藏自治区地理》的编者徐华鑫在该书前言（第2页）中提到，在“编写过程中，参考、引用了……散布在报刊、杂志上的大量文献资料”，但“因篇幅所限，没有一一注明我所参考、引用的文献和作者的名字”。不过《西藏名称的由来》一节所参考的文献却注出来了，那就是位列书后参考文献第一种（263页），发表于《民族研究》（双月刊）1980年第4期（1980年7月20日，第3-6页）的牙含章（1916-1989）所撰题为《关于“吐蕃”、“朵甘”、“乌斯藏”和“西藏”的语源考证》的文章。取其与《业务情况》上的文章对读，就会发现两文虽然在篇章布局、引文体例和繁简详略上颇有不同，但是内容高度一致（文中关于阿里三郭古时音译“纳里速古鲁孙”的断句与今说不同，因与本文主旨无关，姑置不论），显然出自同一手笔。换言之，《业务情况》上的文章的作者，也就是金灿然前记所说的“一位同志”，原来就是时任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的牙含章。

《民族研究》版的牙文有一篇“前言”（图五，图六），记述了该文的写作原来同田汉（1898-1968）创作并排练话剧《文成公主》一事有关：

1961年，我国著名戏剧家田汉同志写了一个话剧：《文成公主》。这个话剧热情地歌颂了我国历史上汉藏两大民族的兄弟友谊；热情地歌颂了为发展汉藏两大民族的兄弟友谊作出了卓越贡献的一位妇女——文成公主。这个话剧在当时演出，对于巩固和加强汉藏两大兄弟民族的亲密团结，是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的。因此，它受到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重视和支持。

这个话剧先在内部演出，请周总理和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审查。当周总理看到当时的吐蕃使臣远道前来长安，向唐太宗提出请婚的要求时，周总理向坐在旁边的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吴晗同志提出：为什么西藏地方当时叫作“吐蕃”？后来为什么又叫作“多甘”、“乌斯藏”？最后为什么又叫成“西藏”？要求史学界的同志把它查一下，搞清楚它的语源。吴晗同志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写了一封信给当时的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苏克勤同志，希望由民族研究所把这个任务承担下来。吴晗同志给苏克勤同志的来信全文如下：

克勤同志：

总理最近指示，要把吐蕃、朵甘、乌斯藏、西藏几个名词的语源弄清楚。

请你协助，把你处可能找到的有关资料，汉、藏及其他语文（附译文）关于这几个名词的材料抄录一份给我。

总理要得很急，请在十日内给我，可否？谢谢。

敬礼

吴晗二月一日

苏克勤同志接到这封来信后，就来和我商量。因为这是周总理需要的，材料必须扎实、过硬、准确、全面。同时要的时间又很紧，必须加班加点、按时完成。克勤同志要我把这项紧急任务承担下来。我当时感到在十天之内完成这项紧急任务，是吃力的，很可能达不到总理要求的水平。但是总理提出这个问题的本身，就充分说明了这不是一般的学术问题，而是党和人民交给自己的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就是拼上老命，也要按时把它完成。于是我就把这个任务承担下来，夜以继日地奋战了十天，总算按期完成任务，写成了一份书面材料送给吴晗同志，由吴晗同志转呈总理审阅。总理看了这份材料以后，是否满意，我不清楚。但是后来田汉同志写的《文成公主》话剧公开上演时，台词中的“吐蕃”二字的发音，不念作“吐翻”，而念作“吐播”，说明总理看了我提供的材料以后，肯定了我的意见，并转告田汉同志改了发音。我听到“吐蕃”二字的新的发音以后，觉得总算在西藏历史研究方面，给党和人民做了一点好事而感到欣慰。

但是毕竟由于十天的时间有限，“吐蕃”一词的语源问题并未能获得彻底解决，主要是“吐蕃”的“吐”字不知唐时是怎么加上去的。从汉文资料、藏文资料和外文资料中，都查不出它的语源。我曾打算和研究藏族历史的同志们合作，把这个问题彻底弄清楚，后来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就不允许搞这个问题了，因而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是一个悬案。

最近，我在清理过去的旧稿时，偶然发现了吴晗同志写给苏克勤同志的信和我写的“关于‘吐蕃’、‘朵甘’、‘乌斯藏’和‘西藏’的语源考证”的底稿，我觉得把它公开发表，不仅可供藏族历史语文研究工作者参考，还可把当时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提出来，和大家共同加以探讨。而更重要的一点是，从这个具体问题上，可以看出敬爱的周总理对西藏问题是多么关心，对藏族历史的研究是多么重视，而对藏史研究的要求又是多么严格，这种精神实际上是对我们的一种无形的鞭策，推动藏族历史研究工作迅速前进，取得新的科研成果。

下面就是“关于‘吐蕃’、‘朵甘’、‘乌斯藏’和‘西藏’的语源考证”的正文。

图五

图六

“前言”所说“1961年，我国著名戏剧家田汉同志写了一个话剧：《文成公主》”并不准确。根据曾任田汉秘书的黎之彦写的《话剧〈文成公主〉创作志》（黎之彦《田汉创作侧记》，四川文艺出版社，1994年6月第一版，144-163页）等材料，田汉创作话剧《文成公主》约始于1959年3月，同年11月完成初稿，交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排练。在写作的过程中，田汉曾就佛教方面的知识请教过他的老朋友巨赞法师（参看《田汉写〈文成公主〉的时候》，张傅吉文，董天野图，《新观察》1959年第16期［1959年8月16日］，25—28页；田野《父亲与〈文成公主〉》，《上海戏剧》1980年第3期［1980年6月28日］，29—31页）。1960年1月29日，话剧《文成公主》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进行第一次内部彩排，田汉邀请周恩来总理、李维汉（统战部部长）、周扬（中宣部副部长）、汪锋（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副主任）等人以及部分西藏在京人士前来审查。看完演出后，周总理复招集中宣部、文化部、中国文联、民委等单位负责人以及部分剧作家和历史学家进行座谈，亲自提出修改意见，做出具体指示十一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285-286页）。根据十一条指示的最后一条“此事由周扬、汪锋、阳翰笙、吴晗、田汉等组成五人小组，改剧本”，开始对《文成公主》第一稿进行较大的修改（另参田汉1960年1月29日致郭沫若信，收于《田汉全集》，第20卷，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130页）。

应该就是在观看第一轮内部彩排时，发生了如牙文“前言”所说的周总理向坐在旁边的吴晗（1909-1969）提出“吐蕃”等词语源的问题，要求史学工作者将其彻底查清一事。因为参与修改剧本的吴晗就在几天后的2月1日致信中科院民族所副所长苏克勤（1915-1998），委托其在十日内查清“吐蕃”等词语源并上交一份材料。吴致苏信虽然没写年代，但是既然写于2月1日，那就只能是在周总理等人于1960年1月29日看完第一轮内部彩排后不久，也就是1960年的2月1日。苏克勤又将这个任务交给牙含章处理，牙奋战十天后如期完成交稿，大约就在2月11日前后。

1960年3月，修改后的《文成公主》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进行第二轮内部彩排，田汉在此期间邀请十世班禅和西藏有关领导前来观看。田汉又根据观后意见做修改，再请周总理、李维汉、班禅等人审看第三次改本（周总理不可能在这次向吴晗提出查清“吐蕃”等词语源的问题，因为在之前的2月1日吴晗就已经将这一任务交给苏克勤处理了），最后获得一致通过（《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卷301页还有1960年4月2日约周扬、田汉、曹禺、钱俊瑞等谈话剧《文成公主》和《柯山红日》［1960年上映的有关康藏地区解放和民主改革的电影］）问题的记载）。1960年4月初，话剧《文成公主》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首次正式公演。吴晗在1960年4月14日的《文汇报》发表剧评《喜看话剧〈文成公主〉》（《剧本》杂志1960年5月号［1960年5月3日］据《北京日报》版转载，33-35页；收入吴晗《春天集》，作家出版社，1961年12月北京第1版，122-129页），文中特别对“吐蕃”等词的读音和语源做有简要的说明（图七）：

……现在的西藏地区，当时叫吐蕃（音播）……

要说明有几点：

第一是“吐蕃”这个名词，应读作吐播，明以前蕃字有两音，一音播，一音翻。当时吐蕃人自称为播或大播，一直到今天，藏族人民还自称为播。红军长征经藏族地区时，曾经建立博巴政府，博就是播，是蕃，巴是人的意思。这个词是译文，我们祖先读错了几百年，名从主人，如今应该改回来了。

……

第三……这个地区当时［引者按指元朝］也分别称为朵甘思（今青海和西康），乌斯藏（前后藏）。到明朝，吐蕃这一名词不再通行了，通称这地区为朵甘思和乌斯藏。到清朝读乌斯为卫，称为卫藏。十八世纪以后，因为藏在西部，冠以方向，称为西藏，西藏这名词是汉藏文的综合。（录文据《春天集》）

图七

一望而知，这些地方显然都是采纳了牙文的意见。同年年底，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出版了万绳楠（1923-1996；当时任职于北京市第五中学）编写的《文成公主》（中华书局，1960年8月第1版），书中特别注出“吐蕃”的“蕃”读作“bō”（第3页，脚注）。1961年9月，田汉《文成公主》十场话剧的剧本由北京的中国戏剧出版社初版。牙文“前言”所说“1961年，我国著名戏剧家田汉同志写了一个话剧：《文成公主》”，其实是剧本出版单行本的时间。剧本此前还曾刊于《剧本》杂志1960年5月号（1960年5月3日，第4-32页）。在注释第一场开场的“汉藏一家，开始在唐蕃联姻的时候”一句的“蕃”字时，也特别指出“应读播（读若播），藏族至今自称播（Bo）”（《剧本》杂志版，第5页，脚注1；单行本，3页，脚注1）。

前面说过，牙文的《业务情况》版和《民族研究》版虽然在内容上高度一致，但在篇章布局、引文体例和繁简详略上却是颇有不同。比如《业务情况》版分“吐蕃”“朵甘”“乌斯藏”“西藏”四节，而《民族研究》版只分三节，将“朵甘”和“乌斯藏”并为一节。在引用阿拉伯商人苏雷曼的《东方旅行记》和沙里依（A. J. H. Charignon, 1872-1930）法译的《马可孛罗游记》时，《民族研究》版注出了版本信息和引文页码，但《业务情况》版则概从删略。沙里依汉名应作沙海昂，其《马可孛罗游记》法语译注本（Le Livre de Marco Polo）分三册于1924、1926和1928年由北京（北平）的那世宝书店（Albert Nachbaur Éditeur）出版，根本不存在牙文说的什么“1926年北京影印本”。《民族研究》版引《甥舅联盟碑》（《唐蕃会盟碑》），注明所用是《卫藏通志》卷上的版本，《业务情况》版则未注出版本，二者的引文也有小异。

《业务情况》版约一千六百字，《民族研究》版约三千两百字。《民族研究》版虽然字数多出一半，但却缺少《业务情况》版的几条，比如乾隆的乌斯藏即卫藏说的两条，《清圣祖实录》卷二百四十一的引文，而后者对于确定“西藏”一语最早的出现时间还是非常重要的。至于《民族研究》版有的一些内容，比如康熙三十二年封第巴桑结甲错为土伯特国王，雍正二年的年羹尧条陈等（图八），在《业务情况》版里却未出现。

图八

再如关于“吐蕃”的“吐”字，《业务情况》版提出的的第一种解释，是引阿里地区藏族对拉萨地区的称呼“stod bod”，认为“吐”源自其中的“stod”，而《民族研究》版则指明为“西方资产阶级学者”黎谬塞（Jean-Pierre Abel-Rémusat, 1788-1832；即雷慕沙）、沙畹（Emmanuel-É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 1854-1914）、洛弗（Berthold Laufer, 1874-1934；即罗佛、劳费尔）等人之说（图九）。至于《业务情况》版关于“吐”字的第二种解释，则不见于《民族研究》版。

图九

按照“前言”，《民族研究》版所根据的是牙含章自己保留的“底稿”。这份“底稿”与“送给吴晗同志，由吴晗同志转呈总理审阅”的那份“书面材料”也就是“定稿”，到底同异如何，由于我们看不到上交的稿本，一时难于断定。《业务情况》版的情况也是如此。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就是《业务情况》版显然是经过吴晗审阅过的版本，因为其中保留有吴晗对“喀木”一词的按语“（晗按即甘，即康）”。总而言之，《民族研究》版并不能完全覆盖《业务情况》版，在我们将来看到上交周总理的那个版本之前，《业务情况》版依然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至于为何在时过两年（从1960年2月到1962年4月）之后，牙含章写的这篇材料会传到中华书局那里再被油印出来，目前尚未完全搞清，可能和当时书局计划要出西藏历史类书籍（比如王忠的《新唐书南诏传笺证》等）需要一些参考材料有关。

对研究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的学术出版史，中华书局内部编印的《业务情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比如入矢义高（1910-1998）写书评批评邓之诚《东京梦华录注》这一事件（参看我写的《“其辞极溪刻，指摘甚当”——有关入矢义高两篇书评的一些史料》，《中国文化》第60期，2024年秋季号，378-398页），《业务情况》就能提供很好的补充材料。承宋希於相告，在他收藏的中华书局总编辑室于1961年4月8日编辑油印的《业务情况》中，收有一篇《汤用彤整理〈高僧传〉情况》（图十，图十一），文章显示入矢义高书评事件在当时传播甚广，就连已经答应中华书局整理《高僧传》但因患病而不得不中断工作的汤用彤（1893-1964）都知道了：

汤用彤整理《高僧传》情况

最近中华书局编辑部派人访问了汤用彤，请他谈谈以前约定请他负责整理的《高僧传》的进行情况。他说：《高僧传》校勘原来搞过一遍，并曾圈点，接近完成；《续高僧传》只搞了一点点。后来都因病停止。1954年患脑溢血，后来又发心脏病，写字手发抖，尤其是记忆力很差，搞起来容易出错。我还有一个顾虑。我看到了中华书局编印的《古籍整理出版动态》（1959年编印的）上译载日本人批评邓之诚先生的《东京梦华录校注》的文章。本来搞这种工作谁都难免出错。我有病，更容易出错。出了错，对外影响不好。同时，《高僧传》的所谓“高”，也是他们所谓的“高”，所宣传的是佛教，这样的书值不值得整理？

我曾几次向汤一介说，是不是可以向中华书局提出，不继续搞下去了。但他不同意，劝我继续搞。

汤先生又说：组织上关心我，不叫工作。但什么也不干，坐着也很闷。我曾想把应采用什么版本及整理的方法写出来，交别人去搞。但自己不能写，汤一介又很忙。或者不写，口头讲讲也行。也可以给我派个助手，不一定要水平很高，仔细就行。我也曾向系里一位同志谈过，我可以指导古典文献整理专业的年青人搞，这对年青人也是一次校勘的实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