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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6月20日至22日，“印度洋史研究的新史料、新方法与新视角暨郑和下西洋620周年纪念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和中国航海博物馆成功举办。

此次研讨会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华东师范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主办，中国航海学会航海历史与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上海市世界史学会、上海郑和研究中心协办。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厦门大学、山东大学、南方科技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法国格勒诺布尔大学、南非斯坦林布什大学、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等国内外20余所高校院所，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中国航海博物馆、上海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上海郑和研究中心等文博科研机构的五十余位专家学者齐聚樱桃河畔，从历史回望东西文明交流互鉴图景，围绕印度洋历史研究的前沿议题展开深入探讨，旨在通过跨学科视角与新史料挖掘，深化对印度洋文明交流的认知，构建多元互鉴世界史观，更好地接续郑和遗产。

与会者合影

6月21日上午，论坛开幕式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副会长黄纯艳主持，中国航海博物馆党委书记、馆长赵峰，华东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孟钟捷，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会长、上海市世界史研究会会长沐涛等专家分别致辞。

赵峰

赵峰指出，航海活动拓宽了主体世界范围，建构起不同文明交流的路径。以郑和为代表的中国古代伟大航海家，其开放包容、互惠互利的气质和精神，深刻鼓舞全球化时代的中国航运人。印度洋地区的区域国别研究，具有跨学科、多视角的特点；中国航海博物馆作为中国航海学会历史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下设学术组织，也积极开展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的学术活动，并力求将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实际转化，对接未来国家文化发展进程。

孟钟捷

孟钟捷介绍，华东师范大学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成立区域国别研究院。该平台整合校内历史、国际关系、外语、地理等相关学科研究，重心围绕中国周边地区展开，在俄罗斯及中亚、朝鲜半岛及东北亚、大洋洲及东南亚、印度及南亚等四个方向重点布局。区域国别研究要为当代中国的发展做出贡献，在今天研究印度洋史和“郑和下西洋”，有助于认识从古至今中国与印度洋不同文明的交流，将更好促进中国与世界的交流，最终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

沐涛

沐涛表示，研究印度洋周边国家的历史是华东师范大学世界史学科的发展重点之一，运用新史料、新方法、新视角，看待印度洋从古至今的历史发展状况。印度洋研究以跨学科的方式推进，强调各种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而“郑和下西洋”，即是把从中国到非洲的印度洋诸海岸文明整合到一起的具体案例。

主旨报告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系主任朱明教授主持，华东师范大学黄纯艳教授，中国科学院大学汪前进教授，海洋出版社刘义杰研究员，上海郑和研究中心主任时平教授、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胡长青教授、山东大学马光教授分别作报告。

主旨发言嘉宾

黄纯艳教授跳出古代以农业文明为主导的王朝叙事，从海洋文明的演变入手对中国古代进行新的认识与探索。他指出，海洋文明与农业文明是两种独立的文明形态。其中，农业文明以农耕为基础，技术和信仰围绕农业展开；而海洋文明以交换为核心，知识体系和技术基于海洋环境，信仰体现对海洋的敬畏，更具实用主义。因此，他认为在具体考察过程中，既需要关注两者之间的差异，同时也要关注两种文明的融通部分。

汪前进教授聚焦官方航海记录的文本分析。通过对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巩珍《西洋番国志》这三份文本的对比，他指出三者之间的记录格式存在同质化的部分，均按照“地理方位、气候、风俗、物产、行政、贸易”进行记录，但也存在个性化的内容，具体的视角和侧重不同。例如：马欢在书中专设诗文描述各国，关注首领生活细节；费信侧重航海技术和气象记录（如飓风、洋流）；巩珍重视度量衡、货币及社会等级记载。他指出，这些材料为研究郑和下西洋及古代航海贸易提供多维度资料。

刘义杰教授围绕古代印度洋及其航道“那没黎洋”进行梳理。从历史上对“印度洋”名称进行溯源，从隋唐 “西海”、宋代 “东大食海”，到郑和时期 “西洋”，再到明末 “小西洋”，最终因西方影响定为 “印度洋”。随后通过文本证据，如《广州通海夷道》《顺风相送》《郑和航海图》等记载对“那没黎洋”航道进行还原，再现当时的繁荣景象。

时平教授进一步对明初印度洋的东西边界进行考据。在对学界研究进行回顾的基础上，他指出目前学界的争议主要在明代“西洋”东界划分。一种观点以苏门答腊岛北端“茂山”为界，另一种则以巽他海峡为界。他从航海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回应，认为需要紧密结合当时的航海技术，诸如对季风的利用、对洋流规律的掌握，以及特定地理标志的作用等方面来综合考察。

胡长青教授则是从声学探测的角度带来技术与考古的跨学科碰撞。他首先解释了声学探测的原理及目前的主要设备，再结合中斯合作的考察项目展开详细介绍。在对斯里兰卡地区的海底考察中，声学技术的应用克服了过去难以对大面积深海区域进行有效探测的困难，考古人员能够对海底开展系统性、大范围勘查，极大拓展了研究视野。这种跨学科的合作为深入了解古代海洋贸易路线、航海技术发展以及不同文明交流互动提供了更多丰富的实物资料。

马光教授以“近代中印鸦片在珠三角地区的利益纠葛与共生毒链”为主题，讲述中英印之间的鸦片贸易关系，从中国本土视角观察印度鸦片的进口与影响力。他指出，这一商品的进口带来了鸦片种植结构的转变，不仅影响了珠三角的经济贸易结构，更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代化进程，是理解19世纪中西关系的重要切入点。

主旨报告从历史考据、地理释读、社会结构、观念建构、技术演进等多元维度，勾勒出印度洋地区的文明互动图景。

本次会议分为六个小组讨论，于两个会场同时进行。内容覆盖考古发现、文献考据、贸易网络、区域互动等多个领域。

第一组聚焦印度洋考古：上海博物馆的王建文研究员介绍了斯里兰卡贾夫纳地区的最新考古成果；上海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的杨天源探讨了印度海岸周边沉船的发现与研究价值；故宫博物院的李珣泽讨论了历史上不同时期东南亚诸国与中国交往使用的贝叶形制表文。

第二组围绕 “海上丝路” 贸易：浙江师范大学的陈彩云分析了元代漕粮海运体系对中国近现代航海发展的作用；宁波大学的张睿帆通过元明青花瓷物证，揭示当时中国与印尼爪哇的满者伯夷政权的贸易交流；河南大学的艾仁贵指出巴格达犹太人依托港口在19世纪中印贸易的重要作用；法国格勒诺布尔大学的艾蒂安·布尔东则通过地图，梳理了16-17世纪欧洲对印度洋的认知建构。

下午的讨论进一步拓展广度。第三组聚焦航海技术史：首都师范大学的刘翔运比较了早期中西海图制作技术；华东师范大学的王进锋探讨了新石器时代海上航行的可能性；福建师范大学的庞纬考据了《厄立特里亚海周航志》记载的洲际航运路线；上海社科院的张晓东运用经典海权理论剖析郑和舰队的海洋活动。

第四组以文献为核心：南方科技大学的钱艾琳分析了开罗藏经阁（Geniza）的印度洋贸易文书；暨南大学的刘旭康梳理了近代早期穆斯林商人参与南海贸易的状况；南非斯坦林布什大学的肖鑫研究员解读了荷兰东印度公司与印度洋世界的互动；西安外国语大学的王慧中基于《莱特书信手稿集》分析外来殖民商人与本土政治的博弈；清华大学的熊星翰以后殖民时期马达加斯加的首都区位为例，指出空间政治与海洋经济的矛盾。

第五组从帝国史角度出发：中央民族大学的乌昵尔分析了英属伊拉克椰枣贸易的变化与影响；华东师范大学的姚远梅探讨了英属印度“科学边疆”与印度洋作为英帝国“内湖”的形成；中国航海博物馆的沈洋围绕本地治理，分析法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洋的活动；福建师范大学的吴耀庭研究了传染病对东南亚史影响的不同维度；上海大学的董世康基于史料阐释了奥斯曼帝国与印度洋的关系。

第六组基于史料学和史学史视角：华东师范大学的赵崧杰、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伯明顿校区的高云翔、厦门大学的周逸驰，分别探讨了《澳门档案》、“里斯本所藏早期现代印度洋史料”、“马来手稿”等文献之于印度洋研究的史料价值；北京大学的钱堃一和常智博围绕印度民族主义学者和政治家潘尼迦的相关著作，讨论其区域史书写和海权思想的深刻内涵，展现了微观与宏观结合的研究路径。

分论坛结束后，各小组返回主会场进行汇报总结，分享小组讨论的核心成果与争议焦点，并进行广泛研讨。

6月22日，与会学者在中国航海博物馆展开圆桌讨论，在东海之滨进一步聚焦印度洋区域国别研究的前沿与热点。

中国航海博物馆会场发言嘉宾

北京大学的张忞煜聚焦20世纪印度民族主义学者迈达尼和“联合国族”理论，分享了使用多语种研究的个案尝试和理论思考。他认为要超越当今印度洋研究以欧洲经验主导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和地方语言（vernacular）二分法，应深入一手材料内部考察小众语言“乡土性”和“世界性”交错的表达，探究印度洋各“区域”文本化机制。迈达尼使用的乌尔都语（Urdu）同时拥有北印度世俗通用和跨区域泛伊斯兰主义双重属性，其著作《马耳他战俘游记》和《联合国族与伊斯兰》不仅表现为一位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经历，更揭示了印度洋网络的多向海洋联系对孵化内陆实践活动的具体影响，还为深化和平衡印度洋研究的史料来源提供全新思路。

厦门大学的陈博翼介绍了印度洋东缘史料搜集与研究情况。马来群岛方面，本土史传文学（如《马来纪年》）、书信手稿和海洋法典籍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重要性，其中海洋法典籍涉及中国商船活动与印度洋港埠管理。他认为，研究印度洋史料不应局限于搜集和整理，还可以开展专题性研究，将区域研究转向跨区域的层面。在西澳大利亚地区，来自印尼地区的望加锡人与原住民的贸易互动，捕参活动揭示了印度洋东缘跨区域文化交融网络。这一个案使区域研究转向跨区域，为印度洋史研究提供多元史料视角。

华东师范大学的刘伟才谈到东非涉印度洋史料的整理与研究情况。他指出要关注如何在批判外来殖民主义叙事的同时，调和非洲民族主义的本土化倾向。在史料方面，尤其对非洲本土史料，应加以审慎的批判与研究，避免受到非洲民族国家叙事矫枉过正的影响。此外，他认为跨学科工作，诸如针对墓葬、骸骨等对象的基因研究在史料相对匮乏时期，对于研究东非与印度洋世界的交往沟通具有重要意义。最后，他提醒要注意对存疑观点的过分泛化与本地化，以及对少量考古证据的普遍化和确定化，对于这些材料要进行多维度、多层次的筛选。

北京大学的曹寅指出，当下学界在关注印度洋地区在前殖民和殖民时期的广泛联系时，也应当看到这一地区的断裂和不联系。他分析了英属印度在新加坡、泰国、缅甸三个未成形的基础设施建设案例：对新基础设施建设的想象会激起利益受损者的强烈反应；本意加强区域联系的项目受到阻力无法推行，并导致进一步的脱节，而这些脱节最终塑造了如今亚洲的面貌。他强调，具体的小微个案可以更为深入地洞察、理解广泛联系产生的复杂面相，充分理解印度洋地区的“不联系”对建构可持续的“联系”极为重要。

之后，现场专家就史料收集、文本细节、跨语言研究、联系与孤立、沿海与腹地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合作基础。

研讨会闭幕式上，黄纯艳教授总结并指出，本次会议通过多学科交叉、新史料挖掘与国际视角的结合，突破了传统区域史研究的局限，既彰显了郑和下西洋所代表的和平交流精神，也为构建更具包容性的印度洋史叙事提供了丰富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