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 界面新闻记者 |
在全球气候危机加剧与中国“双碳”目标深入推进的背景下，绿色金融已从概念探索阶段迈入实践深化期。
绿色金融积极助力生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高效利用，在推进经济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绿色金融当前也面临着政策统筹协调难、标准不统一、创新激励不足、市场交易机制不完善等诸多挑战，仍制约着绿色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深度渗透。
6月19日，在“2025陆家嘴论坛”第八场全体大会中，围绕“完善绿色金融政策、标准和产品体系”主题，中外金融机构领袖、监管专家与学术权威通过多维度对话，勾勒出一条以标准引领、产品创新、国际协同为支柱的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路径。
实践与突破
中国绿色金融的快速发展首先得益于政策体系的系统性构建。2020年“双碳”目标提出以来，央行、财政部等部门围绕绿色金融三大功能、五大体系，建立了涵盖统计标准、产品体系、考核评价的政策框架。2025年更新发布的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进一步扩大了绿色金融的业务边界，将更多低碳转型活动纳入支持范畴。
交通银行董事长任德奇指出，政策标准的引领作用直接推动了市场规模的扩张：“截至2025年一季度末，我国绿色贷款余额已超过40万亿人民币，绿色债券、绿色保险市场规模位列全球前列。”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告诉界面新闻记者：今年绿色金融债发行规模相比去年同期显著升高是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政策方面，金融管理部门支持绿色金融发展，绿色债券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场方面，企业绿色转型需求强烈，带动绿色债券需求增长，并且绿色债券募集资金用途明确，市场利率较低，这些也推动其发行规模快速增长。
商业银行与保险机构作为绿色金融的市场主体，已形成多元化的产品服务体系。交通银行牵头制定了全国水上运输业转型金融标准，并推出ESG相关的转型金融产品，成为行业首单案例。针对航运产业链，交通银行推出16项绿色低碳转型服务举措，通过可持续挂钩贷款、绿色债券等工具，支持绿色燃料供应、绿色船舶制造等环节。
保险业则在风险保障与环境治理中发挥独特作用。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赵鹏提出三个具体目标并分享了近期的举措：作为“气候风险的韧性复原者”，升级巨灾保险共同体，将保障范围从单一地震扩展至台风、洪水等多灾种，2024年为4.1亿人提供保障；作为“环境外部性的治理者”，发展新能源车险、环境污染责任保险，2024年绿色保险风险保障达184万亿元；作为“绿色经济转型的长期投资者”，创设碳金融、绿色债券指数等资管产品，投资规模超千亿元。
中国绿色金融的发展离不开国际协作，同时也为全球转型提供了重要支撑。法国农业信贷集团管理委员会成员、东方汇理银行亚太区总裁Jean-Francois DEROCHE认为，中国在绿色金融领域的一致性与活力令人印象深刻，希望与中国的保险公司开展合作，并肯定保险公司在绿色金融领域的作用。
德国商业银行国际公司业务董事会成员Roland BOEHM透露，该行已帮助600多家德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同时助力中国企业对接欧洲绿色技术与标准，Roland BOEHM还表示，贸易与可持续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德国商业银行国际公司30%的业务涉及德国出口，其中绿色产品占比逐年提升。
缺口和瓶颈
尽管中国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已初步成型，但现行标准主要服务于“纯绿”经济活动，尚未充分覆盖高碳行业的低碳转型需求。
任德奇在发言中提到，电力、钢铁等八大高碳行业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75%，但现有标准对其设备更新、技术改造的支持不足，导致这些领域存在巨大资金缺口。这种标准覆盖不足不仅制约了转型金融的发展，也使得金融资源难以有效引导高碳行业减排。
此外，全球绿色金融标准的差异仍构成跨境合作障碍。Hubertus VATH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欧盟要求1500个数据点的报告标准，与国际稳定委员会的要求存在差异，这种不统一增加了跨国投资的合规成本。
统一的定义、分类目录和披露规则尚未完全形成，导致绿色项目认定、环境效益测算等环节存在分歧，影响了国际资本的配置效率。
市场机制与产品创新也存在滞后性问题，碳市场价格发现功能的缺失是当前突出痛点。任德奇强调：“碳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相关的期货、期权等产品匮乏比较，这些因素制约了我国碳价格机制的形成，不利于更好地引导企业减排。”中国碳市场虽已运行多年，但交易品种单一，投机性不足，价格信号对产业转型的引导作用有限。相比之下，欧洲碳期货市场规模庞大，衍生品工具丰富，其价格发现功能更为完善。
在产品体系方面，绿色金融工具仍以传统信贷、债券为主，创新性产品不足。天气衍生品作为管理气候风险的重要工具，在中国尚未推出，而美国、欧洲已发展多年。
复旦大学大气科学研究院特聘研究员赵艳霞指出：“在近三十年间，气象灾害较为严重，气候变化显著，保险行业高达92%的损失都源自于气象直接或衍生出的灾害。”但传统保险难以覆盖高频次、小概率的气候风险，亟需衍生品工具进行风险分散。
气候信息披露与碳核算能力的不足，也制约了绿色金融的精准投放。赵鹏提到，保险行业尚未形成统一的环境效益测算方法学，难以量化绿色保险的碳减排贡献。尽管中国人保已开展相关研究，但全行业统一的核算标准仍待建立。
方向与探索
银保机构作为绿色金融探索发展的先锋金融机构，业内代表都提到了标准体系的完善的必要性。
“尽快出台国家层面的转型金融标准，充分覆盖重点高碳行业，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的企业。通过产业先进技术或设备更新实现降碳，实现正向激励。”任德奇建议。
保险业则聚焦绿色保险标准的细化。赵鹏透露，中国人保已建立集团统一的绿色保险统计体系和ESG风险评估体系，并开展环境效益测算方法学研究，“下一步将发布量化白皮书，推动研究成果上升为行业标准，填补绿色保险核算的空白”。这种标准化努力将提升绿色保险的透明度和可信度，促进市场健康发展。
产品创新与市场机制的协同发力也将是接下来的重点实践方向，其中，碳市场与衍生品工具的创新成为突破重点。
任德奇提出：“要深化碳市场建设，扩大参与碳市场的经营机构主体范围，加强产品创新，丰富期货、期权等碳经营产品的种类，完善产品定价激励约束机制，助力企业降碳。”
在呼吁加快天气衍生品发展的同时，赵艳霞还强调了巨灾债券的必要性。“很多巨灾债券涉及气象巨灾，如台风、洪涝、干旱等。在巨灾债券的定价阶段以及发行之后，气象数据和风险评估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赵艳霞指出。
娄飞鹏也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在丰富资本市场绿色金融产品上，未来可以在绿色债券的基础上丰富碳中和债券、转型债券等，发展绿色资产支持证券（ABS）为绿色项目提供融资新路径，以及以碳排放权等为基础完善绿色金融衍生品体系等。
值得一提的是，金融科技与绿色金融的融合开辟了新路径。Hubertus VATH也强调，AI技术在整合气候数据、评估风险敞口方面具有关键作用。
据悉，区块链技术则被应用于绿色项目溯源、资金追踪，提升了绿色金融的透明度和可信度。此外，CIPS系统的升级优化，为跨境绿色资金结算提供了高效、安全的基础设施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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