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刘培林：“投资于人”，国家要确保没有一个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 前瞻“十五五”①

记者 闫桂花

202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要推动更多资金、更多资源“投资于人”。从“投资于物”到“投资于人”， 为何出现这一重要的理念转变？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与福利、增加育儿补贴、支持教育与人才培养……面对众多举措，有限的公共资源该如何分配？人工智能（AI）时代，又为“投资于人”提出了哪些新的挑战和要求？

为回答上述问题，界面新闻专访了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刘培林。他认为，“投资于人”是继实现温饱、小康、全面小康之后，面对中国式现代化目标提出的新的、更高的发展理念，也是顺应生产力发展新阶段、增强发展动力的需要。

刘培林指出，“投资于人”，既包括政府公共投资中更大比例直接用于促进人的发展，也包括为老百姓在参与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实现体面的自我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对于政府来说，有限的公共资源投向决策应注重社会公平，即确保全体国民在早期阶段获得足够的健康、教育和认知能力，“国家要确保没有一个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从先天潜力和可能性上讲，大量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中，也有和中高收入家庭同等比例的富有创业和创新才干的人才。政府‘投资于人’的一个重点，是确保这些孩子都获得起码的人力资本，踏上赛场。这是保证社会流动性的内在要求。”刘培林说。

从居民角度来说，“投资于人”是增加自我投资，实现体面的自我发展，因此，最重要的是扩大就业，提高居民收入。而扩大就业的重要前提是改善营商环境，促进投资。因此，“形成长期主义营商环境，最大程度带动全社会的投资，是第一要务。”刘培林说。

从更长远来看，他认为，在人工智能加持下，人类确实有可能逐步摆脱对物质生产的依赖，“投资于人”因此也将愈发重要。未来，围绕新技术潮流重构教育体系，甚至引入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UBI）理念，都可能成为“投资于人”举措中的新选项。

刘培林曾长期供职于国家重要政策研究机构，专注于经济增长与发展、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城市化战略等领域，其研究成果曾获第十五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著作奖、中国发展研究奖特等奖等多个奖项。

以下为对话内容：

界面新闻：“投资于人”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而早在2023年，中央财经委员会曾提出要将“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密切结合。从“结合”，到“推动更多资源投资于人”，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刘培林：发展的最终目的，本来就是人的发展。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从十六大开始，历次党代会报告都强调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特征的重要内容。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对人的投资。所以，“投资于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是中国社会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高速发展实际上是促进了人的发展的。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中，中国属于过去四十多年指数提高幅度最大的国家之一。人的预期寿命、识字率、受教育水平等都大幅度提高。所以说，政府的好政策，加上老百姓的努力，共同推动了人的发展，而且成就是举世瞩目的。

今天进一步强调“投资于人”，是在继实现温饱、小康、全面小康之后，针对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更高要求，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提出的新的、更高的发展理念，也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投资于人”，也是增强发展动力的需要。人是最宝贵的资源，投资于人，不断提高生产率，将从供给侧增强发展动力。

过去，我们谋划发展，围绕高楼大厦、基础设施、现代化的设备考虑得多一些。这也符合发展的规律，因为及时而快速地积累这些方面的物质之本，本身是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内在要求。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进一步谋划发展，就要更多地、更直接地围绕人来考虑。

从产业结构角度看，也可以发现，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已经稳定地超过第二产业，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主要来自服务业。而服务业和百姓生活、人的发展密切相关。所以，顺应发展阶段、主要矛盾的变化，转变观念，可能是更自觉地落实“投资于人”的一个总开关。

界面新闻：从政府工作报告来看，“投资于人”的举措可能包括扩大就业、完善劳动者工资增长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与福利、增加育儿补贴、支持创业、教育与人才培养等。应该优先考虑哪些措施？除此之外，还有哪些 “投资于人”的措施需要政策关注？

刘培林：“投资于人”，既包括政府公共投资中更大比例直接用于促进人的发展，也包括为老百姓在参与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实现体面的自我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也就是说，要为老百姓自己获得更高收入、自己花钱投资于自身和子女发展，创造更好条件。毕竟与老百姓对自己的投资比起来，政府的公共投资要少。

从这个角度讲，扩大就业，让老百姓提高收入，增加自我投资，实现体面的自我发展，是最重要的。而扩大就业的重要前提是改善营商环境，促进投资。所以，我认为，形成长期主义营商环境，最大程度带动全社会的投资，是第一要务。

从“投资于人”的角度看，政府有限的公共资源的投向决策，要统筹考虑各种因素。我想强调一点，即确保全体国民在寿命周期早期阶段获得足够的健康、教育和认知能力。说得通俗点，就是国家要确保没有一个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中高收入家庭能负担得起这样的开支，但是，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子女早期阶段的健康、教育和认知能力投资，离不开政府帮扶。从先天潜力和可能性上讲，大量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中，也有和中高收入家庭同等比例的富有创业和创新才干的人才。政府“投资于人”的一个重点，是确保这些孩子都获得起码的人力资本，踏上赛场。这是保证社会流动性的内在要求。

界面新闻：你前面说“投资于人”是增加自我投资，实现体面的自我发展， 所以要扩大就业，提高老百姓收入。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到，居民增收和完善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你认为，提高收入要如何破局？

刘培林：套用一句流行的话，居民增收和完善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是一个系统工程。一个基本事实是，今天中国绝大部分就业是由非公有制经济部门提供的。在这样一个基本背景下，如果用一句话来回答如何提高居民收入和完善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我的看法是：形成社会主义社会契约，兼顾各方利益，将“分好蛋糕”和“做大蛋糕”统一在一个过程中。

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契约的一面，是要让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吃下“定心丸”，让广大民营经济笃信投资是安全的，财富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是可以安全传承的。契约的另一面是，大量的非公有制企业也要认识到，通过提高工人工资扩大国内市场，是可持续的发展之道。从单个企业或少数企业角度来看，通过出口占领国际市场，是有可能实现持续增长的。但是，在中国这样体量的国家，这个逻辑不可能简单外推到所有企业，因为这里有合成推理谬误。所有的企业都指望通过出口占领国际市场，是不可能的。

所以，大部分企业持续成长所需要的市场，还是国内市场。国内市场扩张的前提，是劳动者工资水平的提高。张老板公司里员工收入水平提高，会带动李老板公司市场扩大，李老板公司里员工收入水平提高，会带动王老板公司市场扩大。这样就形成了正和博弈。反过来，如果老板们都把提高工资看成零和博弈，那最终的实际格局，长期看甚至可能是负和博弈。

这个社会契约的两个方面，都不是简单的事。形成这样的社会契约，需要从法律制度、劳动力市场监管甚至文化观念等诸多方面下功夫。

界面新闻：加强社会保障也是“投资于人”的一个方面，就社保来说，有什么可以作为的？

刘培林：从国际经验看，社保体系是覆盖面最大的再分配调节和转移支付政策工具，通过社保体系的调节，能够缩小初次分配所形成的收入差距。

目前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水平是企业退休职工的2倍左右，企业退休职工是城乡居民的15倍左右。2024年按收入水平5等份分组，最低的20%的居民，2.8亿人，每月可支配收入为795元；次低的20%的居民，也是2.8亿人，每月可支配收入为1800元。也就是说，两个组综合算下来，5.6亿人口每月可支配收入平均1298元。这当中有不少是领取基础养老金的城乡居民。

从这些数据看，应该以更大幅度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金的水平，缩小城乡居民与城镇职工和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金差距。

有人担心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提高幅度大，不可持续。这种担心不无道理，但是要看到，通过划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保资金，是有空间的。还要看到，提高居民收入之后，会扩大内需，畅通内循环，带动经济增长和税收以及社保体系收入增长。

界面新闻：人工智能（AI）技术的快速发展对劳动力市场和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这种背景下，“投资于人”应该如何适应AI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有人提出，应该对机器人征税或者征收社保，你认为时机成熟了吗？

刘培林：是的，AI、机器人及更加高级的自动化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非常广泛、非常深刻的。越是这样，越要“投资于人”。历史上重大技术进步发生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都会对就业产生冲击，但长远来看，通过教育、培训等，劳动力队伍适应了新的技术，同时在新技术基础上，会生发出更多新的行业门类和就业岗位。最近的AI和机器人技术，和以往的技术进步相比，应该说影响面更大、被替代的职业种类可能会更多。接下来几十年会不会发生绝大部分职业种类被替代的情况，现在看也未可知。

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投资于人”。首先，目前阶段要通过培训、教育，普遍提高人们利用AI和机器人技术提高工作效率、改善物质生活的能力。其次，要提高“投资于人”的花费，取得最好的效果，比如，整个教育体系要适应新的技术潮流，广泛应用AI改进教学；要优化专业和课程设置。

放眼长远，比如到本世纪末，也许凯恩斯百年前的一场演讲的预言会成真——他曾经预言，随着经济按照指数增长，柴米油盐这类物质生活问题对人类而言就不成为问题了，到那个时候，人类真正要发愁的是如何优雅地打发闲暇。也许未来AI、机器人等，将主要帮助人们丰富精神生活，让人们过得开心、有趣。

对机器人征收社保的话题，学术界的确有人在认真地研究。我个人直觉是操作难度大。我觉得，针对这一设想，操作难度更小的替代方案也许是增加企业所得税或增值税，然后发全民基本收入（UBI），这是一种由政府定期向全体公民或居民无条件发放固定金额的政策，旨在满足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无需任何资格审查或工作证明，所有公民均可领取。